從“里根經濟學”，到克林頓、小布什兩任總統推動的親商經濟政策調整，美國經濟因此出現了長達20多年的長期繁榮。經濟持續快速繁榮也使得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不再那么引人關注。這期間，不少美國經濟學家繼續兜售以“里根經濟學”為內核的原教旨市場經濟理論，很多人甚至認為政府干預和監管壓縮得還遠遠不夠，也沒有徹底廢止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工會和工人的集體談判權等被視為妨礙市場自由乃至全民福利的機制設置。

    實際上，不惟在美國，在我國也有經濟學者通過紙面上的一番演算論證，提出最低工資標準、工會和集體談判權與勞工福利負相關的觀點。推而廣之，這些學者認為如果能夠最有效的削除政府干預和社會約束，市場自由將會帶來更多的發展成果，平民、勞工也可以通過所謂的“涓滴效應”獲得利益增量。

    紙面推演是一回事，政策的實際后果又是一回事。北京大學出版社新近引進出版的《劫貧濟富：美國經濟數據背后的真相》，以美國經濟最近幾十年來各類翔實數據為依據，匯成數十幅曲線圖，以清晰的視角將數據背后的政策后果娓娓道來。這本書的作者喬希·比文斯是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專家，還在美國公共電視網、CNN、路透社、BBC等各大電視和電臺媒體擔任經濟問題評論員。

    喬希·比文斯以數據指出，里根政府乃至更早的尼克松政府以來，美國幾十年間的最低工資僅僅上調過微不足道的幾次，實際價值還在不斷下滑；這期間美國各大行業的雇主都加大了對工會的打擊和抵制力度，美國政府采取的是默許縱容態度，也不干預那些拒絕企業內部組織工會的公司的違法做法，工人集體談判權開始變得形同虛設；美國政府通過美聯儲還接二連三以抵抗通貨膨脹為名，犧牲充分就業，造成失業率持續走高。這些政策（導向）的疊加效應，最終讓美國的財富分配不公平程度迅速拉大，收入增加最迅猛的是最富裕家庭，接下來是中等收入家庭，而低收入家庭所能獲得的支配收入的實際價值發生了貶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1-2008年，在互聯網泡沫破裂至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幾年間，美國的資產泡沫指數走向了歷史高點，上段所述的幾項政策（導向）還在持續，經濟政策“成功”的將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大量財產吸納到金融衍生品等“危險”市場，社會投機風氣盛行。數據顯示，美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現象在這期間也呈現了加速，“人人都在富起來（如果不考慮通脹和資產泡沫），只是有錢人富得更快一些”。喬希·比文斯指出，如果以家庭實際中位收入替代平均收入，就能更清晰的看出愈加嚴重的分配不公平。

    全書在開篇對美國政府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政策提出了嚴厲批評，將之概括為“長期忽視處于弱勢地位的工薪階層”和“對特權階層關照有加”的組合版本。這樣的政策導致了經濟的短期泡沫化增長，無法實現持續穩健，且不斷加大社會負擔。接下來，書作者對導致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的政策進行了細致分析，分別對照了各年度的就業率、失業率、貧困率以及醫療保險、財產凈值等數據。

    對于奧巴馬政府在金融危機后采取的救市和振興政策，喬希·比文斯仍以數據揭示了政策本身的缺陷——《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方案》中，減稅成為了最大的一個單獨部分（4160億美元），這就與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導向沒有任何差別，而被外界寄予厚望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到總額的15%（1740億美元），根本無從起到奧巴馬政府所宣稱的充分促進生產、就業的作用。

    書作者在全書結語部分指出，一個可信賴的經濟，應著眼于提高所有人或絕大多數人生活水平。首先，需要提高最低工工資的價值，使之與物價指數掛鉤。第二，要加強勞工保護，切實維護工會和勞工的集體談判權，從法律上保證勞工的退休與醫療保障。第三，美國政府應督促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將充分就業納入政策目標。應該說，喬希·比文斯的這些主張沒有什么新意，但經由這本書提供的完整、客觀數據佐證，確實要比部分學者的紙面推演和理論闡釋更具說服力。書中多處以中位數核算替代平均值，以更客觀反映經濟和社會公平性的分析論證思路，對于今天的中國顯得很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