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與西方文明的交流，在明末之前，是否除了人們熟知的絲綢之路，以及作為特例存在的鄭和下西洋，就沒有其他可信可考的記錄。長期以來，古代中國都被賦予了封閉的標簽，這種標簽印象似乎也有頗具說服力的依據。

    也有部分學者曾提出，古代中國與歐洲等域外世界仍存在交流，但多限于民間個人，談不上文明的輸出和價值觀的影響。

    歐洲當代最著名的漢學家、法國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較而著稱的一代宗師安田樸（1903-2002）1988年出版了中學西漸的力作《中國化的歐洲》，詳細回顧了漫長古代中，中國文明對世界特別是歐洲地區的影響：具體影響涵蓋了哲學、史學、宗教、文藝、戲劇、數學、風俗、美學、語言文字、外交關系、情愛、倫理等文化的幾乎所有領域。當然，安田樸先生也實事求是進行了具體考證，指出了中學西漸不同領域的影響程度不同。

    這本書一經問世就引起國際學術界的轟動，獲得了地位很高的巴爾桑獎，也撼動了國際史學界較長時期內只強調歐美文明輻射世界、忽略亞非拉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地位的“潛規則”。《中國化的歐洲》2000年就曾譯為簡體中文版，并改名為《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上下兩冊），2013年再版推出。

    我們今天重讀《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目的當然不是從安田樸先生挖掘、考證的中學西漸驚人事實，來滿足所謂的虛榮心，或者更進一步，像某些小國的人們那樣，將鄰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所有文明成果都說成是本國人的創造或直接影響——而應該認識到，文明交流是一個雙向甚至多向、多元復雜的過程，古代中國文化如此深刻的影響了古印度、古阿拉伯文明，以及更遠的歐洲，與之同時，域外文明成果與元素也一直影響著中國，滲透入中國文化體系的方方面面。

    所謂純粹的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是不存在的，此前已有考古學家和藝術家發現，秦始皇兵馬俑中就有古埃及文化元素，而這些元素在此前的中國原生文明中是從未出現（至少迄今沒有發掘證實）；同樣，這套書所揭示的中國宋元繪畫直接影響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畫家創作風格、萊布尼茨從《易經》八卦中找到二進位數學線索等史實，也充分說明文明交流的廣泛性，并不以某時某地的阻隔而徹底中斷。我們還應注意，在中國文化、歐洲文化之外，世界文化體系中還存在其他文明、文化，充分尊重各種文明、文化滲透影響的歷史過程。

    我們在為中國文化帶動歐洲擺脫蒙昧、實現崛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自豪的同時，仍應進行深刻反思。中國的重農風尚傳至西方（具體是法國），促成了重農學派、經濟學的誕生；古代中國的君權與官僚權對立、科舉仕官等特征的開明政治，使得近代法國和英國等國家相繼建立起理想政府模式，并探索出現代型的文官制度，更為市民階層推翻貴族和教會腐朽統治提供了強有力的例證依據；中國古代的冶煉術到了西方被用于金屬工業；蒙元時期的重商風格直接影響了西歐和南歐國家，大批商人、傳教士和殖民軍人因而一起踏上了冒險之旅，拓展貿易鏈條、賺取利潤的考慮才是驅動地理大發現的動力……

    中國文化對西方的貢獻，安田樸如數家珍娓娓道來，但為什么許多思想文化成果、科學技術、制度經驗在同期的中國，卻并沒有促成向近代、資本主義的轉型，也沒有推動創新浪潮的涌現；而起點遠遠低于中國的西歐國家卻可以借助舶來成果，較快的完成了驚人一躍？為什么古代中國特別是明清兩代不具備啟蒙時期歐洲的社會學習和革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