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只蟲子落在好幾英里外的坎皮納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蟲；第二只蟲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燈蛾毛蟲；而皮球落到了地里。就這樣，馬納佩帶來了咖啡蟲，吉克帶來了棉花象鼻蟲，而馬庫納伊瑪帶來了足球——這就是當今巴西國內的三害。

　　——德·安德拉德，1928年

　　如今足球在里約熱內盧的重要性，就好比劇院在巴黎的重要性。

　　——胡奧·卡洛斯，1919年

　　足球，或是迷倒眾生的魔咒，或是陽春白雪的高雅藝術；或是巴西本土反英雄式角色的神奇產物，或是這個國度與眾不同的熱帶都市現代化的精髓。但不管作為何種身份，根據馬里奧·德·安德拉德在其史詩般的小說《馬庫納伊瑪》中關于足球起源的敘述，以及里約當地報紙《記錄報》對這項運動的描述，在20世紀的頭三十年中，巴西上流社會不僅踢球、觀看球賽，而且思索足球問題、撰寫關于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這個新興國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義深遠的東西。

　　安德拉德的小說將當地民間傳說注入了他的故事中。馬庫納伊瑪被塑造成一位“沒有特定性格的主角”，他是一個擁有多重生命和聲音、能夠施法讓事物變形的角色，他千里迢迢從亞馬遜河流域的熱帶雨林前往里約熱內盧和圣保羅，尋找失落的護身符。小說以嬉笑式和超現實的表現形式，大膽嘗試將古老神話敘事和零散現代散文相結合，即拉丁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在當時這一術語尚未被造出來，書中的象征意義同角色般狡黠多變。足球也許是一種魔咒，但這種魔咒源自巴西本土，并非來自海外。事實上，直到20世紀30年代，安德拉德還是個不起眼的狂熱球迷，對著自己最喜愛的球員感嘆“好一位綠茵舞者！”還念叨著“讓我留在球場里的350個理由”。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捏造“足球起源于巴西”這一謠傳的人。熱衷體育教育事業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們也曾聲稱，源自于本土的球類運動為巴西獨特的現代運動文化提供了背景和范例。卡洛斯·迭戈的電影《理想國》（1984年）以巴西東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隸和貧苦民眾所建立的獨立群落為背景，電影中有一個場景是兩個男孩正在練習卡波耶拉舞。鏡頭外，不知從何處飛來一個足球，男孩們即興將足球融入他們的舞蹈中，而舞步卻沒有因此被打亂。這樣的描述并不屬實 ，但這并非重點。

　　更普遍的說法是，正如巴西的新聞媒體廣泛報道的，巴西上流社會記憶中的19世紀七八十年代，奴隸、市區的貧民和碼頭工人從英國商船水手那里見識了這項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類運動，他們試圖即興創造自己的玩法，同時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學生也嘗試著去模仿旅歐時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齡人。3然而并沒有資料顯示他們擁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總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規則手冊。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羅咖啡世家的后裔查爾斯·米勒從英國公立學校留學歸來，巴西人才擁有了上述的兩樣東西。他于1894年乘船歸來，行囊中攜帶了兩個皮球和一本足球規則手冊。這兩樣東西像恐怖的蟲子一樣迅速繁衍和蔓延開來。

　　乍一看，巴西帝國并沒有肥沃的土壤來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項運動。經歷三個世紀的奴隸經濟，所有形式的體力勞動都帶著一種低下的污點；統治階級鄙視勞動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們更傾向于避免與大量聚集的人民群眾親密接觸。20世紀初巴西帝國里約歷史學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憶道：“這個世紀末以前，我們實際上一直對運動所帶來的歡樂和好處視而不見。”“運動”一詞實際上早在1840到1860年間就已出現在里約熱內盧的報紙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戲或娛樂，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對賭博、紙牌和斗牛與日俱增的興趣。4 19世紀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會人士前往歐洲游歷，而且當時出現了歐洲上流社會向里約熱內盧移民的新潮流，受到這些因素的推動，里約市的上流社會開始放松，并參與運動。起初，他們開始學游泳，從養生的沐浴轉變為娛樂的戲水活動，并最終轉變為游泳競技。19世紀末，瓜納巴拉灣浴場林立，不僅供男士使用，還接納了首批女性游泳愛好者。此外還出現了溜冰、自行車賽和田徑運動新潮。因此到1885年為止，里約市已有了兩家溜冰場、一個室內賽車場（圣保羅也有一個）、幾個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們擊劍、格斗和打臺球的俱樂部。板球在英式俱樂部中很受歡迎，但很少有當地人受到影響而愛上這項運動。老牌報紙和雜志用更多的版面來報道體育新聞，而當時新創辦的報紙，比如 1891年創辦的《體育》和1900年首次發行的《船槳》，除了體育內容其他一概不報道。每家出版社的報刊上都開始刊登體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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