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經評論界，我與余豐慧先生可謂是老朋友，大概在2013年的一次論壇上，我就聽老余講“正在寫一本關于互聯網金融”的書，深為其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而贊嘆。今年清明剛過，老余跟我說《互聯網金融革命》書稿已成，這在勾起我對那次論壇的記憶之余，更令我對老余感到由衷佩服。一者是為老余治學的執著態度，二者是為老余對經濟金融現象的敏銳洞察力——我甚至在想，就在去年，就是當下互聯網金融的風云人物馬云、馬化騰等，抑或也沒想到今天互聯網金融會如此耀眼奪目。

　　很有幸能夠對《互聯網金融革命》先睹為快。讀完這部書稿，我感觸良多，可以說，老余對互聯網金融的深刻認識，不僅與我平時對互聯網金融的所思所想有諸多共鳴之處，而且相當一部分的專業性闡述對我也是很有啟發。借助于老余大作出版之際，我也談談自己對互聯網金融，以及互聯網金融對中國金融生態再造的顛覆性意義的看法。

　　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其《經濟史理論》中指出，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結果，因為工業革命中使用的技術在之前就已經出現，而只有在出現金融革命后，工業革命才真正發生了。在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2014年，中國的金融業也迎來了一次革命性機遇——互聯網金融革命。

　　事實上，在余額寶等出現之前，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游離于主流金融體系之外的草根模式，借助于移動互聯網，悄然而迅速地發展起來。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使用網上支付的網民規模達到2.44億，較2012年底增長10.8%，使用率提升至41.4%。其中，手機在線支付網民規模達到7911萬，較2012年增長了43.0%，這為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馬云的支付寶，作為一種第三方支付業務，已經納入金融監管體系。除此之外，p2p網絡借貸平臺數量在中國也迅速發展，目前已經發展至2000余家，比較活躍的就有幾百家。

　　耶魯大學的金融學教授希勒在其《金融與好的社會》中寫道：“金融體系是一項新發明，而塑造這種體系的過程遠遠沒有結束。只有細致入微地引導其發展才能將其成功地引入未來。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對金融體系進行擴大化、人性化和民主化的改造。”互聯網金融之所以引發金融界的震蕩和革命，除了互聯網利用其特有的技術，包括移動支付、云計算、社交網絡和搜索引擎等信息技術，相對于傳統金融，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不對稱和交易成本，使得互聯網金融成為一種迅速匹配、信息對稱，同時成本低廉的金融模式，資金供需雙方直接交易，不需要經過銀行、券商或交易所等中介，弱化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加速金融脫媒。從而在金融層層管制的體系下硬生生野蠻生長出一種完全既不同于商業銀行間接融資，也不同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全新的第三種金融模式。而這種模式的產生，又與互聯網“開放、平等、協作、分享”的基本精神暗合，從而使得金融成為一種人人參與、資金的流動高度透明和自由、交易費用極低的開放形式。這種新的金融模式既是對傳統金融的巨大挑戰，同時也是一場新的金融革命。

　　對于管制森嚴、改革滯后的中國金融而言，互聯網金融的出現顯然具有另一個層面的意義：通過互聯網金融這種“門口的野蠻人”的介入，打破中國金融的壟斷。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金融業的改革遠遠滯后于經濟現實，使得“金融”在中國成為一種極為昂貴的資源。金融壟斷一方面導致壟斷暴利，另一方面必然削弱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但就金融業資產占GDP的比重、人均金融資產等指標衡量，中國金融業的現狀和中國的經濟地位完全不匹配。以銀行業的數量為例。中國的GDP是美國的40%，在美國以銀行命名的機構有8500多家，而我國稱之為銀行的機構，加上基因殘缺不全的村鎮銀行，也不過1000多家。在人均占有金融資產方面，我們和美國、日本等國的距離則更大。1990年，美國和日本人均金融資產分別是中國的106倍和246倍，今天盡管差距大大縮小，但仍然在30倍以上，而在金融外交、金融戰略以及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等方面，我們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大國，金融小國。

　　在我看來，破除壟斷的最簡單也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引入新的主體，讓各個主體在市場里公平競爭。當然，這不是大自然，我們不提倡優勝劣汰，不提倡弱肉強食，因為弱肉強食的最終結果很有可能是形成新的壟斷，形成新的一尊獨大。我們的真實意愿是，讓不好的努力變好，讓好的變得更好，以形成共贏局面。金融有特殊性，在和平年代里，金融就是一個國家的國防線，我們絕對有必要保護好金融安全。但在做金融保護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度，既對傳統金融機構做一個安全底線的保護?使其能繼續發揮最大作用，又引進新的民營金融機構，讓各方取長補短，各自發揮，形成共贏局面，讓金融做大做強，實現金融強國之夢。

　　但是，面對互聯網金融的蓬勃發展，要求對互聯網金融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的呼聲也隨之而來。特別是，在余額寶觸及了銀行業的利益之后，甚至有人指責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是“吸血鬼”，提出要取締余額寶。事實上，這種思維在中國任何開創性領域，都似乎成了一種固定模式：對于新生事物，中國人只習慣于去防范風險，從而扼殺了很多創新事物。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肯定不會一帆風順，風險與機遇并存。然而，在互聯網金融剛剛開始興起的時候，就以監管風險為名，對互聯網金融的創新設置障礙，實屬倒掉臟水的同時連孩子都倒掉。互聯網金融的特質決定了，用過去的思維和理念對其監管，是防范了風險的同時，扼殺所有的創新。

　　在這種情況下，余豐慧先生《互聯網金融革命》一書的出版，可謂恰逢其時。說互聯網金融是改革也罷，改良也罷，于國于民，其積極意義大于消極意義這是無疑的。雖然從當前看，關于互聯網金融的爭議還在發酵中，但是事實勝于雄辯，金融領域里，一個新的時代正在來臨。指責其為“吸血鬼”，動輒要嚴管，要取締，這不過是利益作祟。但面對難以逆轉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任何逆時代的做法不僅無助于傳統金融業的發展，更有害于中國金融生態的健康和安全。筆者同意馬云的判斷：“未來的金融有兩大機會，一個是金融互聯網，金融行業走向互聯網；第二個是互聯網金融，純粹的外行領導，其實很多行業的創新都是外行進來才引發的。”

　　給勃興的中國互聯網金融一些寬容吧。

　　是為序。

（經濟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