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傳統媒體）即將走向死亡？這其實只是個聳人聽聞的噱頭，紙質載體可能消失，新聞生產模式主體依舊存在，只是出產頻率更快，并且要求撰寫者和編輯者控制篇幅。對這個世界運轉影響最大的新聞題材是財經新聞，而不是八卦新聞和社會小道，前者最杰出的生產者是彭博社，他們生產新聞的方式，與200年前為內森·羅斯柴爾德服務的信使的工作方式，沒有區別。

    那些熱情謳歌報紙已死（將死）的人，其實有意無意將媒體介質與新聞生產模式予以混淆，好像新媒體上流傳的內容都是憑空彈出來似的。媒體行業的困境就在于，介質已經發生很大轉換，但盈利模式還沒有轉型。

    問題是，當提到傳統媒體的生死這個話題時，很多人特別沒有耐心去聽大量細致的分析——人們愿意接受的是一個判斷，越快作出的判斷就越好，即便事后證明判斷出錯——因此，要博得眼球，你應該把報紙的命運說得越悲慘、末日期限就近，就越能引起關注。內容簡單、速度快捷的信息大受歡迎，判斷錯了沒關系，不會有人要求你發表認錯的檢討，除了方舟子。互聯網思維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容錯性。這很荒謬，但確是新一代人正在形成、其中一部分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未來已經改變，我們要學會適應。

    美國知名創客、《紐約時報》科技與商務版專欄作家尼克·比爾頓所著的《翻轉世界：互聯網思維與新技術如何改變未來》就是這樣一本，充斥著武斷判斷卻概括出新一代人科技與社會認知共識的作品。閱讀這本書，你最好不要像筆者第一遍閱讀時，去反反復復求證尼克·比爾頓的例證出處，并對其觀點論證過程進行查錯分析，因為書中涉及的這兩方面問題實在太多。

    尼克·比爾頓對報紙（傳統媒體）衰亡的判斷，正如本文開篇所談到的，是將不同層面的概念混為一談，并由此得出了過簡解答。同樣的錯誤還出現在書中第二章，書作者興致盎然的提到了1452年古騰堡印刷術引發的歐洲社會和政治革命，特意列舉這個年頭之前的書籍手工抄寫與后來的印刷、今天的網絡載體在傳播效率方面的差別，以此說明傳播渠道具有的力量。但他有意回避了手工抄寫書籍、印刷版圖書和網絡信息的共同性，即內容制造方式是一致的，尼克·比爾頓本人寫作這本書跟幾百年前乃至更早以前的思想家創作不存在太大差異，語言結構更沒有什么不一樣——如果這本書充斥著火星文和“短消語”，尼克·比爾頓就該擔心他無法影響他想影響的人們了。

    而今要談網絡（載體）、互聯網思維的作用和優勢，人們常常會提及“群體的智慧”。《翻轉世界：互聯網思維與新技術如何改變未來》這本書也不例外。尼克·比爾頓顯然要比蘭·費雪（《完美的群體：如何掌控群體智慧的力量》一書作者）更具備互聯網思維，后者更謹慎的提出群體智慧發揮作用的三項前置條件：群體中的人們有意愿且有能力獨立思考并交流，可以得出各自結論；問題必須得到確切的答案；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但讀者從尼克·比爾頓筆下看不到嚴謹的表述，他所要傳遞的是“群體智慧有效論”，這是互聯網思維的重要特性，你無法苛求其盡善盡美。

    最典型的思維謬誤，即“妄下結論”，很多人沒有明確理由或在理由相當牽強情況下直接提出結論。盡管這樣的謬誤邏輯上錯漏百出，卻常常因為其結論的趣味性和新奇性贏得更多關注，微博、微信上若干個大V不就是靠這種發言方法走紅的嗎？尼克·比爾頓要證明電腦、智能手機等新刺激讓大腦更強大，依據是他所提供的一個沒有出處的實驗：一群外科醫生根據玩電子游戲的頻率分組，再模擬測試其手術水平，結果顯示經常玩電子游戲的受測試者手術水平更高。尼克·比爾頓馬上得出結論稱，過去打電子游戲打得越多的外科醫生成績越好，應當把游戲技能引入手術技巧訓練。書中第7章，他更是以寥寥幾則媒體個案報道和經裁剪語錄化的科學家言論，輕易斷論稱，人們完全不必擔心網絡時代的注意力分散問題。

    而在書中第6章，讀者還可以見識尼克·比爾頓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推論方式：因為他本人不喜歡看電影，愿意在家看電影，就直接宣判電影產業的死刑。在這一章中，他還盡數犯下了“把合理當正確”：因為出版業等傳統傳媒行業不懂得順應時勢進步，因而盜版就是合理的，并進一步混淆合理與正確、合法的界限。

    悖謬的是，盡管《翻轉世界：互聯網思維與新技術如何改變未來》書中堆砌的是，牽強、武斷、偏執的論斷，卻正好是互聯網思維的產物：滿足簡單、易于傳播；并因為這些特性加速傳播，讓更多人深信不疑。而互聯網新技術賦予人們的話語權和對一切公共和商業領域事務的參與熱情，正在逼迫上述讓一部分人看來盡顯牽強、武斷、偏執的觀點，一步步成為商業和社會共識，以此來重塑商業秩序乃至政治秩序。

    我們甚至不妨說，錯誤、荒謬性本身也是商業和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從Google到Facebook再到Twitter，傳統的商業定律都曾長期陷入無法解釋其成長和價值的困境，熱情和盲目的投資者及粉絲們卻能。沒有絕對化的真理，我們得學會適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