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的深秋，王石由無錫來杭州，約在龍井山下的浙江賓館對坐閑談。他在無錫游訪了梅園，第一次聽說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往事，感慨很深。他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么，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我一時語塞。那時，王石創辦萬科已二十年，正著手寫一本自傳體的作品。而我剛從哈佛大學游學歸來，一邊創建了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一邊開始《激蕩三十年》的寫作。王石的這本作品后來定名為《道路與夢想：我與萬科二十年》——脫胎于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由藍獅子和中信出版社于2006年1月聯合出版。而王石對我提出的那個問題，則像影子一樣困擾了我更長的時間。在后來的九年里，我沉浸于三十年、一百年乃至兩千年中國公司史的研究，大抵與此有點干系。

　　我對王石這個人的關注當然更早。在2001年前后，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很多中國公司開設了自己的網站，開在萬科網站中的“王石Online”可能是所有企業家網站中最火爆的一個——他是最早玩“自媒體”的人之一。在這里，他鼓勵部下公然開炮，對公司、對他本人的牢騷、意見都可以在網上發表，他常常親自作答，這種抹殺一切管理層次的大字報式的做法在公司內部曾經造成極大的壓力，也頗有人對此不以為然。他還開始爬山，52 周歲的他以中國最高齡的紀錄登上珠穆朗瑪峰。在“王石Online”首頁的第一行，王石引用了哈維爾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那時，哈維爾在中國還不太出名，整個商業界也正陶醉于新經濟的誕生及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亢奮之中，我不明白王石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疾病的憂慮”。我只隱隱感覺到，這所謂的“疾病”可能是身體的，也可能是心理的，更可能是身體與心理的，我因此寫過一篇《“病人”王石》。

　　我是這樣寫的：作為一個商業文化的觀察者，我更愿意以一種常人的心態來揣測王石的動機。在某種意義上，王石好像有著一種很深重的“病人情結”。……王石把萬科當成了“病人”，它超速長大青春激蕩，病疾不斷常常莫名發作，因而必須時時警覺，日日維新；王石把房地產業當成了“病人”，它暴利驚人游戲詭異，充斥著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須讓欲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當成了“病人”，在沒有約束、眾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這個時代也當成了“病人”，物欲橫流，價值多元，到底什么是人們真正的渴望？因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

　　后來知道，我對王石的猜測只說對了一半，另外一半的真相是：那時，他真的病了。

　　大概是在2010年，他首次對外透露了事實：“從1994年到1997年間，我的心肌功能是什么狀況呢？按照5分制，2分不及格，3分及格，4分良好，5分優秀，

　　我三年連續體檢的結果是，我的心肌功能0分……我在去西藏登山之前腰椎有個血管瘤，壓迫到我的左腿神經，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著覺。醫生的診斷，幾乎宣布我必須坐輪椅了，隨時可能癱瘓。”蘇珊·桑塔格在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文中寫道：“人格的作用被局限于患者患病之后的行為。像任何一種極端的處境一樣，令人恐懼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壞品性統統都暴露出來了。”當然，睿智的桑塔格能夠寫下這樣的文字，也是在她罹患癌癥、經歷了多年痛苦的求診之后。

　　近幾年來，我對王石的興趣，更多來自他對身份的焦慮。

　　“身份焦慮”的命題，是由兩位亞洲思想家——薩義德和阿瑪蒂亞·森所提出的。事實上，在不同的文明社會中，“身份焦慮”表現為不同的體征。自由資本意義上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在1956年春的“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運動之后，便徹底地消失了。因此，1978年之后民營經濟的卷土重來，是從“歸零”的荒原上開始的，及至1988年，民營經濟的用工及營業收入總額已與國有企業相當。可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在很長的時間里，他們并未得到認可，甚至民營業主本身對自己的階層出現及意志獨立都沒有任何的知覺。

　　王石這一批人的“階層覺醒”，與其說是自覺發生的，倒不如說是被政府的手給猛烈地推醒的。就當王石與我在浙江賓館對談的2004年深秋，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場宏觀調控，主題便是整頓進入鋼鐵、水泥和電解鋁行業的民營資本，“鐵本事件”正成焦點。在后來的幾年里，數量日增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權重越來越低的民營企業家們開始尋找自己的階層定義。

　　對于民營經濟的被邊緣化，米哈爾·卡萊斯基在1943年就從經濟學上進行了解釋。根據他的研究：“如果只有恢復企業家的信心，才能保證高就業率，那么，政府會非常重視企業家們的意見。然而，當貨幣和財政政策成為高失業率戰斗的武器之后，企業信心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也不用太照顧企業家的想法了。”米哈爾·卡萊斯基所描述的兩種狀況，正先后發生在中國過去的三十多年里。不過，在社會現象學的意義上，產生被拋棄感的企業家群體則獲得了一次尋找自我的機會。

　　這一尋找的過程，便是一個獨立和塑造的過程。在王石這本新著《大道當然》中，他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創辦阿拉善組織、參與運營壹基金、投身汶川震后重建、倡導“企業公民”、呼吁改善大氣環境等工作，這其中不乏一些爭議性的事件。然而，在我看來，凡此種種的發生，也是當代企業家群體先進于洋務運動及民國商人集團的關鍵所在。

　　王石最為推崇的兩位前輩企業家，分別是晚晴狀元企業家張謇和民國紡織及面粉大王榮氏兄弟。一百多年前，張狀元脫袍下海，在晚年自敘中心有不甘地寫道：“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舍身喂虎。”便是“舍身喂虎”這四個水墨字里，滲透出百般不情愿和對商人身份的自我否定；榮氏兄弟一生從商，以“不與官家搭界”為家訓，低帽過府衙，見官矮半截，而其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也僅限于修橋鋪路而已。榮德生晚年對同鄉史家錢穆說：“五十年后，無錫人記得我，也許就是那座長橋而已。”

　　與張謇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們，不再以企業家的身份為恥，視之為正當且有榮譽感的職業，并探尋“企業家精神”；與榮氏兄弟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們保持與政府的對等及“一步之遙”，不再視自我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并能夠以更積極和現代的方式參與社會重建。這一景象，可謂最近十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王石這一代人，少時貧瘠，青春荒蕪，及至壯年，才守到雨霽云開。日后他們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可思議，都超出以往的經驗值，他們的成功幾乎都憑借無畏的勇氣和對秩序的破壞，對命運的西西弗斯式的嘲笑構成一代人共同的姿態。然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破壞的終極很可能是對破壞的堅持，若沒有新的建設，破壞本身將成為新的破壞的開始。三十多年來的中國，正是極端功利主義的成功，也是新的詛咒與報應的生成。就這一代人而言，榮譽與財富如同兩根木棒，架于他們的脊背之上，便就成了“名利的十字架”。它能夠帶來的快樂并不如旁人所看到的那么多，相反，它沉重而累贅，久而久之，竟是生命的負擔。

　　王石能夠從蕓蕓草莽英雄中抽身而出，能夠在萬科高速擴張之際提出專業化的原則，能夠在盛年之時讓出總經理職務，能夠擺脫商務事宜去登山攀峰、去投身社會公益，以及后來能夠獨身游學于美歐名校、思考更為抽象的人文命題，在很大程度上，也許正是得到了疾病的啟喻和對自我身份的焦慮。

　　我至今記得很多年前審閱王石書稿時讀到過的那段文字：“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彌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

　　在南方小鎮深圳，這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然后，他醒來，行走，掙扎，一路遠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