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偉 吳敬璉 夏斌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過去35年的發展中，中國GDP年均增長9%以上，總量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將近25倍（按不變價），占全球GDP 接近12%。從人均GDP看，1998年實現了一次穿越，從低收入水平向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穿越；2010年實現了第二次穿越，從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向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穿越。根據我們的時間表，預計到2020 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這意味著中國將用10年時間實現從上中等收入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穿越，從GDP增速來看，我們有足夠的信心。

　　但是，在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很多條件發生了變化。

　　第一，供給變化。過去，生產要素便宜是最大的優勢，所以增長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展開有效的競爭，爭取國際上的訂單，帶動GDP的增長和就業。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生產要素低的優勢基本沒有了，我們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劉易斯拐點問題、環境約束力度越來越大的問題，特別是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方面一系列的問題。這種情況就迫使我們的增長方式必須根本轉變，要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拉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動增長，否則，從短期看，經濟就要嚴重失衡。為什么？效率提高得慢，成本提高得快，會造成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拉美漩渦、東亞泡沫也好，西亞、北非動蕩也好，長期通貨膨脹率都在兩位數，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時候可能達到100%、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長期通脹率都非常溫和，原因不在于價格管理，而在于增長方式轉變。

　　第二，需求變化。一個國家在窮的時候需求是旺盛的，甚至是短缺經濟，所以，發達國家的企業家非常羨慕窮國的企業家，覺得窮國的企業家非常幸福，幸福在哪兒？他晚上睡覺非常踏實，根本不用考慮消費，不用考慮市場，他考慮的就是生產，怎么擴大產量，只要能生產出來，有的是人在排隊。但到上中等收入階段，需求會從旺盛逆轉為疲軟，這個時候企業家的這種幸福感就會逐漸喪失。

　　從投資需求來看，窮的時候投資之所以增長快，主要是發達國家轉移的技術和項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階段，人力成本等提高了，發達國家不再轉移技術和項目了。這時國民收入提高了，儲蓄增加了，銀行貸款能力提升了，但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資增長。有效投資增長取決于這個國家獨立研發和創新的能力。如果獨立研發和創新能力弱，銀行拿大把的錢在市場上都找不到新的投資機會，這就面臨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有錢投不出去，投出去的很可能也是重復建設，這就會導致泡沫，產能過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長期存在忽視人力資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的問題；但凡跨越過陷阱的國家，共同的一條是長期重視人力資本的積累，重視教育，重視大眾的健康，體制的提升，而這就是在提高民族、社會的學習和創新能力。消費需求在這個階段同樣可能出現逆轉，為什么？

　　國民收入高速增長之后，如果國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大量的錢給了少數人，大多數人積累了貧困，越有錢的人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而大多數人即使想花錢，也沒有錢，越沒有錢的人對未來越沒有信心，這就會遇到收入增長兩極分化這么一個糟糕的局面。整個社會的消費欲望降低，導致消費需求疲軟、投資需求疲軟，而這就導致需求逆轉。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都很嚴重，但凡成功跨越的國家均在努力構造強大的中產階級。收入分配兩極分化不僅影響公平，而且影響效率。在需求逆轉的情況下，企業家如何從關心生產轉變到關注市場，政府如何從應對短缺轉變到應對過剩，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和挑戰。

　　改革開放30 多年，從1978年到1998 年上半年是短缺的年代，主要問題是通脹。從1998年下半年到2010 年10月以后這12 年，除個別年份之外，宏觀經濟失衡的主要威脅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內需不足。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爆發，到1998年下半年波及中國，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爆發，使得這種矛盾更加凸顯。所以，這12年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多是擴大內需，保增長。從2010年宏觀擴張政策擇機退出以來，三年多來，宏觀政策出現了新的問題，既有通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增長下行的嚴峻威脅，雙重風險并存，類似20世紀發達國家出現的滯脹。這使我們既不敢全面擴張，也不敢全面緊縮，所以我們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這兩個政策的目標是反方向的。因為雙重風險并存，這兩種風險要求的政策本身就是相反的。

　　宏觀經濟存在的失衡，看起來是個總量問題，實際上動因在于結構問題。首先看通脹，為什么說現在有通脹壓力？從數字看，通脹數據不高，2011年為5.4%，而經濟增長率為9.2%；2012年通脹率為2.6%，經濟增長率為7.8%。2013 年通脹也就3%左右，2012 年9 月和10 月兩個月前后，我國的通脹率實際在2%以下，為什么還要擔心通脹？就是因為背后的結構問題。

　　比如，要素成本上漲的壓力，從成本角度推動了物價上漲。有關部門做過測算，這一輪通脹成本推動的因素占比將近50%。我國現在進入了一個非常典型的需求和成本共同作用的通脹的時代。

　　再如，我國在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國，進口什么東西，基本上什么東西就漲價，這對國民經濟成本上升的推動作用非常顯著。所以，通脹很大程度上是國際輸入。另外，我國長時期國際收支結構嚴重失衡，收大于支，國家外匯儲備即將突破4 萬億美元大關，外匯儲備的增加意味著結匯量增大，現階段流通中近百萬億的M2首要原因即是外匯占款。少出口點行不行？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不可能這么做，另外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在抬頭也決定了我們不能這么做。我們曾經想，讓出口商賺了錢不要把錢拿回來，而是買東西回來，這樣就不用結匯了。但這樣也有一些現實難題。

　　除了這些結構性的原因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流出來大把的錢，它有一個時間上的滯后性，這也帶來通脹的壓力。

　　再看經濟下行，從數據上看似乎也是個偽命題。就動因看，投資需求年增長5年來均在20%以上（名義），消費需求（社會消費品零售）年均增長14%左右，都不低。問題在于投資需求增長中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市場力量不足，很難持續；消費需求背后收入分配扭曲嚴重，差距擴大難以短期克服，令人擔憂。因為這將使得內需不足長期困擾我國。

　　面對這種新的歷史機遇、新的歷史起點、新的歷史挑戰、新的矛盾和新的失衡原因，經濟發展只有一條出路，靠創新。首先是重視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源于制度創新。

　　中國的這些問題靠宏觀政策，靠總供給總需求關系的短期調整是解決不了的，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靠結構的升級和轉型。所以，十八大講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了總體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企業改革中產權改革、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的關系等等。任務、方向的明確，邏輯關系、歷史邏輯的把握，為我們的理論和實踐指明了方向。有這種制度創新推動，在這個基礎上促進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車輪的承載下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切實使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應當是有信心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