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人民幣匯率問題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

　　第一， 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外向型經濟在中國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的依存度（進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斷提高，從1978年的9.7 %增至2012年的47%（2006年曾高達67%），匯率的變化會顯著影響中國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從而影響對外貿易的業績和結構，甚至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

　　第二， 由于中國具有人力資源豐富、物價較低等方面的比較優勢，貿易順差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11.4 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2311億美元。這種進出口長期失衡的狀況導致貿易摩擦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增大。

　　第三，由于中國具有經濟快速增長、市場潛力巨大、人力資源質優價廉、基礎設施良好、投資環境不斷改善等優勢，對外資的吸引力日益增強。非金融類引進外資的數額從1985年的19.56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1 117 億美元，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中國，人民幣匯率顯然會影響它們的投資決策。

　　第四， 貿易順差加上外資的凈流入造成中國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的持續順差，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從1987年年底的1.67億美元增至2012年年底的33116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雖然能夠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但也會使其承擔因匯率變化造成的風險。

　　第五， 近年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迅速增長，2012 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高達772億美元，比2011 年增長28.6%，因此對人民幣匯率及外匯管理制度都形成了新的挑戰。

　　第六，隨著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購買進口商品的數量和出國旅游的人數日漸增多，匯率的變化會影響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進而影響中國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結構。

　　此外，還應注意到人民幣匯率對中國虛擬經濟的影響，包括跨境短期資本流動、金融資產價格變動、通貨膨脹或緊縮等影響中國經濟穩定及安全的因素。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是一個牽涉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需要認真研究、慎重處理。

　　2003 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開放的擴大以及國力的增強，美日等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與日俱增。日本政府早在2003 年春的七國峰會上就指責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中國向國際市場傾銷廉價產品，導致國際社會出現通貨緊縮；美國國會議員同樣指責中國向美國出口了大量廉價商品，不僅搶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還致使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經濟蕭條。有些美國國會議員甚至威脅人民幣若不升值30%~4 0%，美國將通過立法征收中國進口商品27.5 %的關稅。再加上海外媒體的推波助瀾，不僅影響了人民幣匯率預期，對中國人民幣匯率以及國際收支也產生了一定的壓力。

　　2005年7月21 日，中國實施了匯率制度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目的是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調節外匯供求的作用。此后人民幣兌美元不斷升值，到2012年年末，人民幣匯率為6.2855元兌1美元，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累計升值已經達到32%。盡管人民幣VS美元的匯率有時會小幅貶值，但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仍然強烈，歐元和日元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在加大。由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等因素會長期存在，高依存度的對外貿易發展以及大規模的外商直接投資所形成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人民幣匯率也將長期承受來自外部的壓力。雖然匯率問題屬于國家的貨幣主權，國際社會無權要求中國改變匯率水平、匯率制度及匯率政策，但是匯率的外部性將成為西方國家施壓的借口。從發展趨勢看，人民幣匯率將長期承受沉重的壓力，需要認真研究和應對。

　　我們還應看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演進和地區一體化的擴展，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通日漸便捷，全球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不斷優化。這也就要求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虛擬經濟進一步全球化，首先就要求實現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近年來隨著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的增大和速度的加快，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已經達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程度。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依靠完全封閉的金融市場實現經濟發展，為此必須逐步推進其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而在一個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會由該國擴散至全世界，從虛擬經濟領域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最終釀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必須對現存的國際金融秩序進行改革，使其更加符合國際經濟的現實。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總量和外貿總量都居世界第二位，已占到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10%、全球貿易總額的 9%，貢獻了全球約1/ 4的經濟增長，它理應在國際金融市場占有相應的地位，在國際金融秩序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必須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積極穩妥地開放資本項目，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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