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了“新四化”的建設任務，其中將新型城鎮化放在了更為重要的位置，希望通過“新四化”同步打造出中國經濟的升級版。當前外界對“新型城鎮化”的內涵看法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只有科學、全面、正確地解讀“新型城鎮化”，才能更好地推動“新四化”。

　　新中國成立之初到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經歷了“起步”和“波折”兩大階段，到1978年城鎮化率只有17.98%，年均只增長了0.25%。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突飛猛進，34年間城鎮化率提高了34.7%，年均增長1%左右，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5億多人大規模進城的壯舉。這次社會平穩的城鎮化進程，直接把中國推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

　　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取得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但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是突出的。主要的問題表現在：一是出現了2.6億農民工，造成了偽城鎮化，這些農民工盡管在城市工作但并沒有分享到戶籍人口具有的公共服務，造成了不公平；二是中國城市的管理、運作、規劃水平較低，發展模式粗放，出現了空氣質量差、交通狀況差、資源消耗極高等現象；三是中國城市的土地城鎮化率遠高過人口城鎮化率，導致土地資源浪費嚴重，“空城”、“鬼城”現象頻出；四是東中西區域的城市發展差距拉大，三大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在眾多方面差距越拉越大；五是城市發展的行政級別導向明顯，行政級別高的城市普遍比行政級別低的城市發展好，這扭曲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導向。

　　當前，面對之前城鎮化出現的這些情況必須對癥下藥予以破解。首先要對新型城鎮化的重大價值進一步予以確認、認識。要看到城鎮化對于擴大中國經濟內需的重大意義，也要看到城鎮化對于優化經濟結構的積極作用，更要認識到城鎮化對于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建設的重要價值，最后要看到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市可以通過規模效應加深分工和交換，挖掘出更多的經濟空間。農民變成市民，一方面勞動生產率會大幅提高3倍以上，另一方面收入也會增長3倍以上，因此既可以通過消費的方式擴大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可以通過提高全民勞動生產率的方式增加供給。城鎮化是結果，也是產業發展的平臺。應該說城鎮化靠產業尤其是現階段中國最重要的工業支撐才能夠發展，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必定是危險和不可持續的。但如果單純靠產業尤其是工業，城鎮化發展也將面臨內需不足的問題。城鎮化與工業化可以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供應側，一個是需求側，二者相輔相成。城鎮化需要產業發展來充實，通過產業發展促進就業和創業；同時，城鎮化也能為產業發展提供更好的平臺，通過制度改革釋放出城鎮化的內需必定可以推動產業的發展。關鍵一點是，城鎮化能夠使服務業、新興產業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其次，要認識到這輪新型城鎮化立足于質量為主，速度為輔，通過樹立新思維、新觀點、新路徑來推行城鎮化。這種“新”主要體現在新型城鎮化未來的路徑將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二是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三是以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為支撐；四是以制度改革為保障。要按照以人為本、環保生態、集約緊湊、四化同步的原則來推行新型城鎮化。

　　第一，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主要體現在要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目前中國有2.6億農民工，未來隨著城鎮化率進一步提升，農民工人數將為6億左右。讓這么大一個基數的群體短時間處于不公平的二元結構中，或許可以給經濟帶來活力，但長期的不公平，一定會引發社會動蕩。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新型城鎮化首先的要義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并非是一個經濟問題。

　　但政治問題也需要通過經濟來部分解決。要想實現全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當務之急是資金的籌集。全國不同區域一個農民變成一個市民的成本不一樣，但從全國摸底來看，10萬元是一個最低的成本開支，這就意味著實現全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將需要百萬億級別的資金投入。面對這個巨量資金不需要過于緊張，只要將賬算清楚，壓力就會小很多。其一，可以用時間換空間。因為城鎮化不能一步到位，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5%左右將是一個20～30年的過程，這樣投入的資金分解到每年就大幅減少了。其二，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除了政府掏錢以外，企業、個人也要掏錢，三方承擔會減少政府的一些壓力。其三，中國有大量的央企、國企，可以將其股份化或者通過改革分紅機制來充實社保基金。陜西就通過延長大型省屬國企的資金來建設保障房。當然也可以從現在財政收入每年高達10多萬億元的國有的土地、礦產和外匯儲備等中多擠出一部分。其四，可以通過制度改革來籌集資金。這主要是對農民的土地進行制度創新，當前浙江搞的宅基地換社保就是積極的嘗試。其五，通過金融工具融入一些資金。城鎮化過程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惠及多代人，所以可以通過金融工具創新，如開發性金融方式等籌集資金。

　　第二，以城市群做城鎮化的主體形態源于對規律的遵從。盡管北京、上海、廣州這些一線城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采取了非常嚴厲的人口限制政策，但在20002010年間，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了47%，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長了39%，廣州的常住人口增長了27%。北京2012年常住人口突破了2000萬，達到了2069萬，遠大于規劃中要實現的人口規模。出現這種局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特大城市在各個方面都比其他中小城市擁有明顯的優勢。“人往高處走”的基本規律推動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如果這些大城市的管理水平、技術跟不上，大城市病就很容易產生。為了克服這個兩難的問題，城市群這種主體形態就成為了首選。未來中國在當前三大城市群基礎上，再發展幾個有潛力的城市群，這個“3+N”數量的城市群將成為主要人口聚集的區域。這些城市群會更多采用軌道交通的方式，從而形成相對合理的大中小城市群的布局。最終，城市群將容納中國50%以上的人口，GDP將占全國GDP的80%以上。

　　第三，立足于全方面地提高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城市承載能力首先必須靠產業支撐，沒有產業支撐，城鎮化最終可能使得農民變不成市民，反而變成流民，甚至變成暴民。有些拉美國家城鎮化率高達90%，但因為沒有產業支撐最終出現了大量貧民窟。這種城鎮化不是新型城鎮化所需要的城鎮化。目前來看，通過大力簡政放權來激發服務業的發展空間是關鍵所在，也是新型城鎮化能夠優化經濟結構的原因所在。其次，要加大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投資，滿足城市人口增長后的承載力硬件要求。同時要大量運用低碳城市技術、智慧城市技術等讓未來城市交通更便捷，更節能。當然也必須提高城市的管理、規劃、運行能力，通過提高軟實力來提高城市承載力。此外，要提高城市承載力的水、電、油等資源支撐的可持續性，要根據這些資源條件合理設定城市的承載極限。還有，必須對未來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從而使城市能夠根據新技術對人口遷徙的影響力合理調整承載力和承載空間。這輪新型城鎮化并非是單一的經濟話題，也不是“投資大躍進”和“房地產化”，但因為產業、基礎設施、資源、新技術等方面會帶來相應的投資需求，所以城鎮化對中國經濟有保底作用。

　　第四，一定要有整體的制度改革來作新型城鎮化的保障。這輪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潛力，要想將潛力最終變成內需，結合改革才能獲得最大的紅利。新型城鎮化是改革的總抓手，城鎮化的制度改革牽涉到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行政級別的改革、統計信息制度改革等方方面面。這些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抓住了這些改革既對城鎮化有推動作用，也對中國整體改革有決定意義。所以只有更有力度的改革才能使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得到保障。

　　總之，這輪新型城鎮化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問題。新型城鎮化既是一個擴大內需的需求問題，也是一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經濟增長的供給問題。新型城鎮化不走投資依賴的老路，但依舊對投資有保底作用，更有優化經濟結構的作用。新型城鎮化如果落實得好，必定會非常有利于中國更好地實現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