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西方經濟學及相應的金融學理論的學習，來認識貨幣問題、理解金融現象及相應的國家政策，這是常見的金融入門路徑。而在這樣的學習中，即便涉及貨幣史、金融史，也多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甚至近代以來的案例。曾有專欄作家斷言，中國古代典籍中，甚少與經濟（更談不上金融）相關。

    但即便是否認中國古代存在與現代意義沾邊的金融思想、貨幣現象及國家政策的人，也必須小心補上一句，《鹽鐵論》是個怪異的特例。這部作品記錄了發生在西漢宣帝年間的鹽鐵之辯，論辯雙方爭論的話題包括，流民（窮人）是不是因為懶惰造成的，鹽鐵專營利大于弊還是弊端遠遠勝過可見的短期好處，政府是否應當抑制官商的存在或控制其發展，國富必須優于民強還是應以民富為先，等等。
 
    對這些議題的爭論，實際上貫穿了中國歷史，一直延續到今天。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堅稱民生政策不能養懶人，部分產業領域堅持央企壟斷的理由與兩千多年前的漢帝國大司農桑弘羊的答詞幾乎一模一樣，桑弘羊的論敵“賢良文學”代表們對官商帶來的與民爭利、市場秩序敗壞等問題的批評，而今依然以類似的版本出現在媒體和網絡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上述議題及論辯雙方闡釋的觀點，已然可以讓人找出凱恩斯主義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雛形，連論戰的關注點和“攻防節奏”都帶有極大趨同性。

    桑弘羊與“賢良文學”代表們的論戰，以及其背后代表的兩種經濟思想，顯然不可能孤立存在于中國歷史。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認為，中國古人曾經嘗試過多種多樣的經濟政策試驗，留下了寶貴的金融學文庫，也演繹了所有經濟學流派的政策建議。陳雨露與青年學者楊忠恕合著的《中國是部金融史》一書，旨在用金融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古代歷史進程特別是王朝大業的興衰成敗，梳理分析歷代貨幣政策、稅收及其他經濟管理政策試驗的經驗教訓，也發掘出正統史書一直以來所努力遮蔽的真相。

    《中國是部金融史》書中從金融、貨幣與政權統治的關系，梳理出了兩條運動軌跡：封建集權—貨幣官鑄—擊潰異族—經濟衰退，封建分權—貨幣私鑄—經濟興盛—異族入侵—喪失半壁江山。第一條軌跡多見于大一統王朝，開國君王通常建立起高度集權和強勢的政府，為鞏固邊疆，就需要集中全國資源，甚至考慮到戰略需要而選擇向游牧民族主動出擊。這種全國資源集中的方式，就包括由官府壟斷貨幣鑄造權，并不定期主動換發新幣、主動制造通貨膨脹來掠奪民間財富。與之同時，官商會滲透到各時期的各經濟領域，還要大肆兼并土地，這就造成城市平民無可謀之業、農民無立錐之地，加之通貨膨脹讓絕大部分民眾財富遭到掏空，必然帶來官逼民反的結果。這樣的“強盛王朝”，往往可以保持對外敵的戰略主動，卻很難抵御揭竿起義。

    第二條軌跡則多見于相對弱勢的王朝統治時期，抑或大一統王朝部分篤信類似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無為而治信條的帝王統治時期。只要政局大體平穩，私鑄貨幣就不會太過泛濫，相反將促進農業、工商業的全面繁榮，但這確實也將影響王朝的動員能力，使之難以抵擋異族入侵。

    中國古代歷史留下了許多明君賢相的記載，也將其對立面昏君奸臣釘在恥辱柱上。盡管人們稱道史家春秋筆法，但新朝編撰舊朝史書時刻意抹黑失敗者，君王有意篡改記載也并不鮮見。由此可見，所謂信史，未必全然屬實。《中國是部金融史》試圖還原歷代貨幣等經濟政策試驗的社會后果，依據迄今為止考古出土的歷代墓藏特別是歷代錢幣的質地、分量等情況，對照正史、地方史志等史料記載，輔以各時期官府登記的人口、糧食產量等數字，重新分析評價古代政策及相關歷史人物和事件。

    書中質疑了“秦始皇統一貨幣”的歷史結論，援引考古發現指出，秦朝建立后推行的貨幣政策根本未得到切實落實，鑄幣標準并未統一。陳雨露和楊忠恕認為，第一個統一貨幣的人是隋文帝楊堅，統一（貨幣改革）的方式是放任各縣“父老”自行議定鑄幣標準，再由各郡縣自行鑄幣。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隋朝1255個縣都選擇了同一個貨幣標準：隋五銖2.42克。而確保隋文帝貨幣改革獲得成功的，還包括其他配套政策：廢黜鹽鐵官營，向民間開放所有工商業渠道，嚴禁官員經商。

    凱恩斯曾說，借助通貨膨脹，政府可以秘密的剝奪轉移人民的財富。而早在凱恩斯提出這番斷言之前，中國古代的許多君王（統治者）就是通過鑄幣減重而掠奪民間財富的。漢高祖之后呂雉攝政期間，為籌集抗擊匈奴的軍費就將“八銖”改為二銖四系，貶值接近75%，后來干脆用摻假的方法鑄幣。漢武帝發明出皮幣、白金幣和三銖錢，近乎明火執仗的掠奪臣民財富。三國時期，董卓筑小錢，劉備和諸葛亮君臣則翻新花樣，屢屢以幾十分之一、幾百分之一的成本去吸干民間財富，將天府之國壓榨得毫無生氣。安史之亂期間，唐肅宗一方跟叛亂軍先后都通過惡意鑄造虛值貨幣，行變相搶劫之實，以籌集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