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原是清末洋務運動留下的實業和金融遺產。1872年，清政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創辦輪船招商局，以其加入到當時為外資所壟斷的中國沿海和內河航運業務競爭。航運意味著風險，從中世紀以來，金融創新多由航運領域的業務需求而催生。創建不久的招商局在1875年迎來了“福星號事件”，蒙受了巨大損失，為此開始籌建保險公司。這就有了招商局旗下的“仁和保險公司”，該公司是中國近代第一家民族保險公司。而后出任招商局督辦的盛宣懷經不懈努力，終于促成了中國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1896年年末獲準建立。

     招商局創立伊始就引進了先進的股份制制度，仁和保險公司和中國通商銀行的建立及做大發展，都可謂意義重大。不僅表明中國人可以引進、借鑒建立先進的治理機制，中國人可以辦好近代意義上的實業、保險和銀行企業，借此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而且有力的駁斥了針對中國人、華人、黃種人的種族歧視。在當時，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提出的（白種人）種族優越理論盛行于世，美國等國競相出臺了排華法案，中國和中國人均被定論為無法跟歐美國家和白種人開展競爭的劣等對象。

     但總體說來，招商局及其創建的保險和銀行企業，在清末和民國兩個時期的經營發展，都處于一路坎坷。這兩個時期內，招商局在體制上時而官辦，時而商辦，主導權、控制權頻繁易手，經營中的風險控制等機制也很不完善，再加上實業、保險和銀行行業內外資同行的傾軋，從而陷入困頓。1934年，仁濟和保險公司（前身為仁和保險公司）退出歷史舞臺。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通商銀行成為歷史名詞，招商局集團在內地的資產被重組為中國人民輪船公司，僅在香港繼續沿用“招商局”名稱。此后的二十多年李，招商局已經衰微到了幾乎被人遺忘的程度。

     招商局重振，或者說“重生”恢復發展的速度之快，反映出1978年打開國門的中國加快發展的急切程度。百年前，李鴻章、盛宣懷等人籌建招商局及擴大業務經營時，阻力重重，為了獲取當朝清流和權貴的支持，還不得不犧牲部分經營原則甚至輸送利益，這影響了初生的招商局乃至中國航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對比起來，1978年起二次創業的招商局卻獲得了極其有利的政策環境，也因此創造了“蛇口模式”這一奇跡。1987、1988年，招商局創辦了招商銀行和平安保險，分別成為了新中國第一家不需要政府直接出資、完全由企業法人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第一家完全由企業發起組建的股份制保險公司，延續了中國民族保險公司和華資銀行的血脈傳承。

     三位資深傳媒人王玉德、鄭清、付玉合著的《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一書，翔實記述了招商局的兩次啟程，也通過對這樣一個極具代表性企業的發展情況的全景式描繪，勾勒出一個多世紀以來不同時期中國金融業、航運等實體產業乃至中國經濟發展變遷的面貌。

     在筆者看來，這本書的精華在于中篇，即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創造出“蛇口模式”，以及接連孵化創辦招商銀行、平安保險、招商證券并探索發展境外金融業務的過程（1978-2000年）。無論是招商局及其“蛇口模式”，還是招商銀行、平安保險、招商證劵等，起步發展中都曾持續面臨政策空白，一些金融業務的操作和監管在美國等其他國家也找不到借鑒；與之同時，還不能不注意金融風險。令人欣慰的是，這段時期內，無論是監管部門，還是招商局、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等的領軍者們，都切實負起了責任，積極推進市場經濟國家已有的成熟金融業務，并穩妥開展金融創新和多元化嘗試；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兼顧引資和引智。這段二次創業歷程，不僅在中國金融史上留下了重要地位，而且也成為了深圳經濟特區創業史、新中國改革開放編年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招商局與中國金融業》一書還介紹了招商局自2001年至今，順應經濟大勢與金融行業變革的形勢，所開展的整合、轉型、創新。招商局和平安集團都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混業經營金融集團公司，建立起了跨業金融平臺，提高了經營水平。而這也標志著中國金融業已經初步適應國際競爭和發展要求，印證了改革開放國策、國家建立深圳經濟特區決策、不斷推進金融多元化和創新發展政策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