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羅伯特·希勒長期關注金融現象，著述頗豐，其撰寫的《非理性繁榮》和《終結次貸危機》，與人合著的《動物精神》等都是超級暢銷書。

　　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希勒一如既往地以質樸筆調，一一揭開金融行業的關鍵角色，首席執行官、投資經理、銀行家、投資銀行家、放貸者、交易員、做市商、保險商等的神秘面紗，告訴讀者，“金融并不是社會的寄生蟲，社會離不開金融”。希勒之所以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解讀，是想以此扭轉金融行業近年來不斷下墜的口碑，重塑金融業的社會形象。

　　2008年9月，有著150年輝煌歷史、被收入標準普爾100指數的雷曼兄弟公司因再也無力承擔613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不得不宣布破產。雷曼公司的倒閉，也推倒了席卷全球金融危機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度為世人神往的華爾街頓時變得風聲鶴唳：輿論掀起質疑討伐狂瀾；雷曼兄弟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理查德·富爾德不得不前往美國眾議院，回答議員們關于雷曼兄弟如何垮掉的嚴詞質問……

　　社會輿論和公眾對金融業的質疑焦點主要在于高薪酬、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投機等現象。出現如此嚴重的危機，肯定有許多值得反省之處，對此希勒并不否認問題的存在，但同時堅持認為，對創造了巨大價值的金融高管的薪酬確應監督，但遂行監督任務的主體應是金融行業內的“組織”，而不是讓渡于政府機構；衍生現象并非金融行業所獨創，比如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期房，還有“婚姻本身也是一種期權”，只不過二者均屬較初級的衍生現象，已成為公眾生活的一部分；投機非但不可怕，“良性的金融投機還應得到鼓勵”，關鍵在于建立科學的博弈體系。

　　就社會上對金融業存在的種種偏見，希勒指出，“金融并非"為了賺錢而賺錢"，金融的存在是為了幫助實現其他的目標，即社會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一門功能性的科學。”金融業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2010年，金融企業創造的產值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1%”。

　　具體到金融危機的根源問題，希勒提出了自己的兩點見解：一是出問題的并不是金融傳統業務，而是金融創新。金融創新非但不是萬惡不赦，還需要鼓勵。而避免金融創新因誤入歧途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就必須對金融創新予以更為有效的監管。二是美國積重難返的次貸危機才是誘發或者說是惡化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癥結。希勒還指出，“有一項對比16個國家的研究發現，1997~2007年，負債增長最多的國家通常也是住房價格漲幅最大的國家”，這無疑對我們有著重要的警示意義。

　　盡管希勒在書中一再列舉中國元素，增加本書在中國的親和力，但仍有必要指出的是，希勒的大多數觀點，是基于真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嚴謹思考。雖然在行政力量推動的兼并重組和優惠政策的恩澤下，國內也有幾家國有銀行坐上了政策的“火箭”，被迅速推進“世界500強”前十名，但我國金融業總體仍舊十分薄弱，許多市場認識還很膚淺，比如投機倒把罪直到1997年才取消，而相關行為的處罰規定卻“活到”了2008年1月。

　　另一方面，國內以“國”字號為背景的金融業高薪酬、高成本、低服務的反市場規律現象飽為公眾所詬病。僅以銀行業為例，最近就有媒體調查一些銀行后發現，“9000元的公積金并非離譜，在有的銀行，過萬的公積金比比皆是，有的銀行，還會每月給管理層發放高達數千元的住房補貼”；銀行收費也是頗為驚人，“2003年10月1日出臺的《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暫行辦法》明確銀行收費項目僅300多種，7年后變成3000多種，暴增10倍之多”；頻頻發生的客戶“霸占”柜臺存取一元錢現象，顯然是對國內銀行低劣服務質量的行為抗議。

　　如果說當前美國金融業急需解決公眾對金融創新的認識接受問題，那么我們除了這個問題外，還必須解決順應市場發展規律的問題。希勒特別強調政府應免于對市場的干涉，為了避免政策被一些利益集團游說，美國為此制定了諸多立法。相比之下，雖然我們在市場經濟道路上摸索了數十年，但行政力量對市場的影響始終揮之不去。另一方面，一些利益集團頻頻變相要挾政策，比如油企頻以“油荒”逼漲之舉。從這層意義上講，處于政策呵護下的國內金融業如果也以為自己被丑惡化而大加鼓噪，顯然大錯特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