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帶來不幸
    除了真人秀以外,社會經濟是如今人人熱議的話題,這也并非毫無緣由。我們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了經濟活動上——工作、購物、銷售、借、貸、生產、消費、志愿活動和退休等等。經濟活動非常復雜,也十分神奇。就拿你手邊的東西舉例子,比如這本書:生產這本書需要知識和技術；此外,能源、材料、資本和勞動力也必不可少；從森林造紙資源的開發,到運輸再到零售商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發展經濟確實是一項令人肅然起敬的創造；經濟也在不斷地變化之中,無論是變好還是變壞。
    最近幾年,美國的經濟就像遇到了地震一樣搖搖欲墜: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了工作,企業紛紛倒閉,住房也紛紛止贖,學生們失去了獎學金,社會服務也大量削減。在危機面前,有個問題變得格外重要:我們如何才能讓經濟重新運轉?
    矛盾的答案比比皆是:降低工資,提高工資；削減過多的福利,提供更多的基本福利；放松監管,加強監管；增加刺激經濟的開支,減少債務；提高稅率,降　低稅率。爭辯結果如何至關重要,因為政府決策確實決定了是改善經濟狀況還是加劇經濟狀況。
    然而人們對于振興經濟的討論完全沒有考慮到一個根本的問題:發展經濟究竟是為了什么?我們的經濟目標是什么?美國人想要從中獲得什么?更多物質產品?人人上得起大學?更多的休閑時光?全民醫保?更低的稅率,更多的福利?公平?健康、可持續的自然環境?老有所養?幸福……
    調查顯示,美國人想要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和朋友。然而和上一代美國人相比,他們花在工作及上下班的時間卻更多。如果經濟狀況需要人們延長工時,那么肯定無法增加他們陪伴家人和朋友的休閑時間。此外,盡管工作時間更長了,但是80%的美國人賺取的實際收入甚至比10年前還要少。“你可真幸運,還有份工作”——這已經替代了人們對中產階層不斷擴大的愿望。
    在克林頓競選總統期間,他的顧問詹姆斯·卡維爾提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口號:“笨蛋,經濟才是關鍵!”(It’s　the　economy,stupid!)不過,或許我們應當將這幾個單詞重新組合一下。“這該死的經濟”(It’s　the　stupid　economy),也許能夠更好地解釋問題。如今的美國比上一代富裕了將近一倍,但是中產階層的工資卻比上一代更低,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為什么國家如此富裕,大部分人卻如此絕望呢?他們毫無快樂可言,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生活節奏快得讓人喘不過氣來,日漸減少的工作、福利更是雪上加霜。社會到底進步在哪里?我們如何才能積極地競爭?難道生活就是為了每天一美元的工資嗎?還是為了生產、消費更多的物品?

    過時的GDP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你一直吃著比薩,而且吃個不停?當然沒有。雖然你沒有在七分飽的時候就停止,但是最終你總會吃飽的；或許有時候你吃得太多了,事后才知道后悔。因此,我們應當懂得如何平衡成本和收益,知道何時應該停止,這對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至關重要,并不是越多越好。
    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E·戴利指出,經濟學的核心宗旨之一就是“何時叫停規則”,而這個規則是建立在邊際收益的基礎之上的。邊際收益就像是一塊比薩。當邊際成本超過邊際收益時,我們就應當停止吃比薩,公司也應當停止生產。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政府都在運用著這個“何時叫停規則”。即使無法精確地計算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我們仍然可以判斷出何時應該叫停——這點對于微觀經濟學而言至關重要。企業常常使用這個規則,運用最佳數據和判斷力來決定何時不再雇人、生產多少商品、營業時間等等。
    盡管“何時叫停規則”對微觀經濟至關重要,但是在宏觀經濟學中尚沒有這樣的規則。宏觀經濟的首要目標就是GDP的無限增長。然而,任何一個經濟體,小到家庭大到星球,都有自己的界限,總會有成本超過收益的時候。我們能夠應付的只有這么多,我們需要時間來休息和放松。
    科學家告訴我們,若想避免氣候大災難,空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必須保持在350ppm(0.00035%)以下。宏觀經濟也需要“何時叫停規則”,但是問題在于,宏觀經濟學認為我們的首要目標應當是無限增長,而我們的首要經濟指標就是GDP。這樣看來,無論是指標還是目標都存在缺陷。
    如今,GDP已經過時,無法承擔關鍵經濟指標的責任:它把污染、犯罪和疾病計算在內,卻沒有把其他重要的內容(比如健康和家庭)計算在內。最重要的是,GDP對應的經濟目標本身就是錯誤的。努力生產越來越多的商品,提高市場交易的價值——這在20世紀30年代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但是,如今這個目標已經無法繼續為美國人帶來更好的經濟態勢和更幸福的生活了。雖然GDP增長了,但是收入中位數卻下降了。為了促進GDP的快速增長,普通美國人犧牲了收入、福利、健康和時間,最終連幸福也失去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瑪蒂亞森指出,政府為了促進GDP的增長,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降低了美國人民的生活質量。政府之所以仍然堅持這個經濟目標,是因為我們已經執行了80年,也已形成了惰性。
    我們是時候該問問經濟到底是為了什么?我們究竟想要從經濟中得到些什么?

    不丹——令人意外的榜樣
    不丹的人口不到100萬,但正是這個小國首先提出了幸福的重要性。1972年,年僅16歲的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加冕儀式上宣告“國民幸福總值遠比GNP(國民生產總值)重要”。當時,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美國)在聽了旺楚克國王的宣言之后,只是抱以禮貌性的微笑,然后便打個哈欠繼續回到熱火朝天的賺錢大業中去了。但是不丹人民對國王的宣言十分尊敬,并認真加以對待。
    40多年以來,不丹人腳踏實地,實施著國民幸福總值的愿景,以提升人民的福祉為目標,尋求衡量方式,調整政府機構。不丹國王發現,民主、良好的治理是人民幸福的關鍵,于是他下定決心,要讓不丹成為民主國家。之后他走遍全國,推廣改革。盡管之后不丹人民希望他能夠繼任國王,但他仍然堅持退位。　　　2008年,不丹和平地舉行了首屆民主選舉,并在憲法中寫明將國民幸福總值作為政府治理的目標。
    不丹制定了一套衡量人民生活滿意度的問卷調查,由政府官員定期向百姓收集調查結果。目前,不丹政府作出任何決定之前都會分析它是否會影響幸福的9個領域:最低限度是它不能降低總體的生活滿意度,最佳結果是它能夠提升幸福感。近些年來,不丹在考慮是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慎重分析了這個決定是否會影響人民幸福——評估結果需要在69分以上政府才會決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評估結果最終只得到了42分,因此不丹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持續增長。2011年3月,不丹國家統計局邀請戴維和他的同事鮑勃科斯坦薩、伊達庫比茨斯基去不丹指導關于自然資本和生態系統服務的研討會。不丹國家統計局局長庫恩葛慈仁提出了改善不丹環境可持續性(九大幸福領域之一)的5年計劃,該計劃切實衡量了不丹的自然資源及其益處,衡量對象包括低處的濕地和喜馬拉雅山的冰川。此外,與會者還提倡制定針對氣候變化的測量儀器,比如冰川融化、森林火災和洪水等。在研討會上,庫恩葛慈仁向大家解釋了不丹的幸福衡量標準:“國民幸福總值不是短暫的幸福,比如購物帶來的一時快樂,它指的是來自家庭、社區、精神和教育上的幸福,當然也包括物質的幸福；　此外,還包括政府治理得當、與自然和諧相處、身體健康等等。我們認為這條道路是不丹的最佳選擇,我們也希望其他國家能夠認識到其中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