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正鵬 出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作為財經媒體人、財經專欄作家，王正鵬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就開始系統關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法論與哲學觀。他選擇托馬斯·弗里德曼式的觀察方式，即在一個開放的、抹平的全球化語境里，以旁觀者身份關注和研究中國改革的路徑與戰略取向。
    在時評家和史學家眼里，一代領導人往往伴隨著一種模式，以及一段時間的經濟與民生。其實，經濟固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但也自有其獨立性——畢竟，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周期具有其客觀規律，世界經濟形勢的起伏更與本國政治無關。王正鵬之所以在他的新著《狂飆年代的碎片：中國經濟黃金十年》中將中國經濟“黃金十年”定義在1998年～2008年，是基于兩個因素：一是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二度重創，無法再與中國齊頭競爭；二是“9·11”事件使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在某種程度上，這10年是經濟從低谷到高點再到低點的一個周期，而中國在這兩次沖擊中，均能從容應對，除了政策有效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勤勞與歷史埋下的意外紅利。
    記錄中國這1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雖然注定有無法置身事外的局限，但王正鵬還是在“盡一切可能”完成系統化的歷史沿革描述。“國家的經濟史即為思想碎片史”，他為此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主題，提出了“WTO語法體系”植入中國政治、華南建立的“地理級全球生產線”、農業的“產業化哲學”、“全球化語境”的最后時光、社會改革時間表打開等一系列全新的經濟哲學碎片，為公眾回味這段歷史提供了少有的哲學視角。
    在王正鵬筆下，中國經濟“黃金十年”最核心的突變因素有兩個：內部動力來源于國企改革，外部動力則來自“WTO語法體系”植入中國的政治架構，內外兩個體系的碰撞產生了巨大的歷史能量，幫助中國在2000年初一躍成為全球經濟引擎。與此同時，作者還以2004年為界，將中國經濟“黃金十年”劃分為兩期，兩期分界點即為2004年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的改革之爭。經濟學界左右之爭的爆發不但反映了一種學術對峙，也是整個中國社會在貧富差距拉大后對于改革方向的不同認知。
    追溯起來，作者認為，中國經濟在“黃金十年”至少留下兩大遺憾：一是沒有對人民幣主動重估；二是沒有警惕過度的重商主義。這使得2004年之后的中國經濟過熱杠桿化難以控制。“經濟過熱的杠桿支點是中國需求，杠桿撬動的是大宗商品，杠桿操縱者是歐美投行。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人們才恍然大悟，‘世界工廠’發熱的背后是全球商品牛市，而商品牛市的背后是美國的金融過度杠桿化造成的一個資本‘核動力源’。那時的經濟邏輯陷入了兩難境地：經濟要降溫，人民幣就要升值；人民幣要升值，熱錢就要進來；熱錢多了，經濟還要過熱。中國經濟反反復復在這樣一個邏輯中旋轉，直到2007年下半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回顧自亞洲金融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中的10年，中國的經濟過熱是在為全球生產的大語境下漸漸走向被動的——當然，這種轉變增長方式也可以看作是未來10年對于“世界工廠”的一種“再平衡”。
    據王正鵬的觀察，“1998年～2008年，在中國，比政治看點更精彩的東西是公司的力量。”三個特殊的歷史節點成就了三類中國企業：20世紀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和背后的電信私有化浪潮，肢解了中國的傳統電信商；新世紀頭一個十年前半段半世紀不遇的全球商品泡沫造就了三大石油商的膨脹，也使國家商品交易力量的軟肋完全暴露出來；而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金融企業變身為龐大的金融混業帝國。
    那么，中國農業又如何在“WTO語法體系”背景下煥發生機呢？王正鵬的分析是，從國際經濟實踐看，每一個10年都有一項全球貿易議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烏拉圭回合”，解決了關稅談判，是個純貿易問題，基本成功；始于2000年的“多哈回合”談判，試圖解決農業問題，基本失敗；2010年開局的“哥本哈根峰會”是環境談判，成功了一半。這三項議程反反復復，恰好反證了全球化的堅定方向。中國是初入局的參與者，并以青年般的開放心態全程參與了這些重大全球化議程。雖然“多哈回合”8年未果，甚至后來出現了除中國以外的糧食危機，但這次失敗反而吹響了農業全球化的先聲。
    把握好這些歷史節點，對于清晰理解中國經濟“黃金十年”整體的變革歷史，具有重要意義。而在王正鵬的視野里：“21世紀第一個10年是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也是中國農業開始步入結構性轉型的年代。農業全球化對于中國農民來說，是在更合理的范圍內為他們的生產與勞動力重新定價，就像20世紀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業為中國農民的勞動力第一次定價一樣。”王正鵬估計，未來10年或更長一段時間，是美國為美元治病的10年，也是中國經濟大轉型、大改革的10年，歷史的太極將在這一階段透明而神秘地持續運轉。
    談到未來中國的社會改革，作者直言不諱，“在整個2000年后的改革中，有兩個領域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教育和醫療；還有一個政企不分的部門的定位沒有解決，那就是鐵道部。”它們是兩類問題：教育和醫療是帶有公共色彩的“社會問題”（這是多數人在用詞上的錯覺）；鐵道部則涉及半管制領域的政企分開問題。這是中國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必須解決的問題。要在市場與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積極的平等式改革（雖然這樣的改革壓力越來越大），而不是建立基于網絡社會與民間評判的消極式平等。
    10年，很短暫，但經濟發展，每10年景觀紛繁。前方充滿希望，而我們正因為選擇太多、前途難測而莫名緊張。回頭一望，一串串腳印讓我們知道根在哪里、問題在哪里，可以校正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