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店藏珍貴古籍展”在琉璃廠中國書店舉行。攝影  周崗峰

　　北京的讀書人，沒有不知道中國書店的。從琉璃廠到隆福寺，從西單到中關村，中國書店既是北京的舊書地圖，也是幾代讀書人的難忘記憶。最近，中國書店迎來六十華誕，面向全社會讀者的“中國書店藏珍貴古籍展”也在琉璃廠中國書店三層開幕。不知不覺之間，這家以舊書經營為特色的連鎖書店已經成為融淘書、出版、拍賣等多元產業為一爐的綜合文化企業。未來可待，往日可追，本報邀請了中國書店的幾位退休老人追憶曾經的舊書繁華，同時邀請中國書店總經理于華剛，展望中國書店進行中的轉型。

　　演變 從盈利到服務

　　時隔60年之后，退休老員工王玉川仍然記得中國書店成立的情形。

　　1949年之前，王玉川在一家舊書店做學徒。那時的舊書店，純粹以盈利為目的，一些經營者不免唯利是圖。店內所售圖書，并不明碼標價，而是“以貌取人”。“看你想買，高點。成套的東西我不都給你。比如說原本《金瓶梅》是上下兩套21本，還有一本圖。有顧客想要，我說有這書，明天來吧，我給你拿，實際上書就在那兒，第二天顧客來了以后，書賣給你，圖我留著。”

　　1949年年初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摸底調查，新中國成立之前北平市擁有書店、書攤以及兼營文具的書店278家，其中銷售新書業務為主的“新書店”98家，銷售古舊書業務為主的古書店、舊書店（攤）120余家。這些經營古舊書業務為主的古舊書店（攤）主要集中在東西琉璃廠、東西打磨廠、隆福寺、東安市場、老西單商場等地。

　　1949年以后，由于北京各個私營的古舊書店快速地失去了以往相對固定的服務對象，私營舊書業古舊書業務急劇下滑，以至于在造紙廠被化漿的舊紙中有宋版書出現。

　　有鑒于此，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先生與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以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友漁等人共同倡導，成立國營的古舊書店，專門經營古舊書業務，在古籍收集、保護以及整理、流通上發揮國營主渠道的作用。

　　1952年11月4日，中國書店在演樂胡同正式開業，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向達等著名的學者參加了中國書店成立儀式。王玉川從此成為這家國營單位的員工，圖書開始明碼標價了。

　　到1958年中國書店成立六周年前夕，全面、徹底地完成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到上海、南京、重慶、昆明等民國期間的文化重鎮收購舊書，很快成為了中國書店補充貨源，保護古籍的重要手段。

　　在中國書店的經營中，保護古籍，為各個單位對口服務才是最重要的，盈利退居次席。這也意味著讀者對象的巨大改變——有些古籍即使你再喜歡而且有錢購買，如果你不是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中國書店也不會賣給你。

　　從1957年開始，中國書店開始編印《古舊書刊介紹》，向各個圖書館、各地大專院校及科研單位推薦。很多珍貴的古籍，都對口賣給了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等單位。在全國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曾為中國書店所經手的善本古書占有極大的份額。

　　回憶 收購舊書的“黃金年代”

　　談到舊書，中國書店老員工種金明有說不完的回憶。因為收購和出售舊書，種金明結識了很多文化名人，巴金就是其中一位。

　　住在上海的巴金，每年到北京來開會，下了飛機先到中國書店，看完書以后選好，開完了會再回來付錢。巴金喜歡世界語，凡是世界語的書他都要。

　　對于巴金買書的特點，種金明記得尤其清楚，“他買的主要是外國的文學書。”

　　種金明曾經收購到一本塞萬提斯西班牙文的《堂吉訶德》，里頭全是插圖，這套書共有四本，他知道巴金一定會有興趣，就留給他。果然，巴金看到后很喜歡，立馬買走。此外，他還賣給了巴金一本荷蘭文的《金瓶梅》。

　　種金明曾經在上海收到過一本《死魂靈》，這個書是俄文的，開本很大，用白包皮包著，里頭全是圖，而且分好幾種，有素描，油畫，版畫等等。魯迅曾經翻印過俄國著名畫家阿庚的《死魂靈一百圖》，種金明就想，這本書下這么大工夫，可能不是一般人搞的，可能是俄羅斯皇家搞的殿本，而且沒有第二本。他把這本書留給了巴金。

　　果然，在以后的幾十年工作中，他再也沒見到第二本同樣的書。

　　住在北海的鄭振鐸買書很多。書店送書過去給他看，有時沒錢就先欠著，拖一陣再給。康生、吳晗等人是中國書店的常客，唐弢也經常來店里買雜志。

　　在種金明數十年的工作記憶中，“文革”爆發后，是收購舊書的“黃金時代”。

　　1974年，他到了昆明，找到了云南大學一級教授，著名民族學家、民俗學家楊堃。楊堃有一間18平方米的房子，里面全部都是歷史、地理類的書，還有稿本。這些書從地面一直堆積到天花板，連開門都很困難。楊堃要給同事騰一間屋，知道他是中國書店的工作人員就說，你拉走吧，也不談價，后來書店以很便宜的價格買下了這些書。

　　楊堃的藏書足足裝了四卡車，然后走火車花了一周時間從昆明運到了北京。

　　轉型 市場化時代的變革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書店經歷了市場化的洗禮。1976年進入中國書店工作的于華剛，2004年成為了中國書店的總經理。此前，他的職務分別是營業員，庫管員，郵購員，門市組長，門店經理，副經理，總店副經理，常務副總經理等。

　　此時，復制、影印和修復古籍善本已經成為了中國書店的一項重要業務并卓有成績。到海外收購中國古籍，并使之更好地傳播，成為了中國書店的一項重要使命。與此同時，讓中國書店發展壯大，在經濟上獲益同樣是于華剛身上的重擔。

　　2007年，于華剛和另兩個同事，在日本東京一家書城，看到一套烏金亮墨拓本《敬勝齋法帖》，封面覆著黃綾。這套書共40冊。此前，他們從沒有見過這套書的全本。于華剛立即和國內有關單位聯系核實，結果發現，故宮博物院院藏目錄顯示，這套書存有六件。但這六件，和他們見到的書封面不同。

　　經過幾個回合的反復洽談，于華剛終于和店主談好了價錢。于華剛讓其他人交接付款，自己親自打包。老板見狀，立即意識到這套書非常珍貴，神色之間頗為懊惱和不舍。

　　這套書拿回國內之后，有人聞訊立即提出加價幾十萬收藏。于華剛開玩笑說，只要我當總經理，就不賣。

　　他首先將這套書按原樣影印出版了一百多套（價格1.6萬元），之后又根據前二十冊編成了《乾隆御制詩文法帖》，定價138元，一年多已經賣了幾千部。

　　2010年，中國書店在海外購回了《類編圖經集注衍義本草》。這部書有目無書，即知道有這書名，知道誰做的，但是沒有任何圖書館有收藏。中國書店購回之后，影印出版了三百套，每一套書定價6800元。

　　與經濟效益相比，于華剛承續了中國書店的傳統，他更注重民族文化遺產的發揚光大：“這些古籍有其版本學和文獻價值，它也產生經濟價值。但是，我們把這些書出版發行了，讓社會上更多人知道這些書，對古代文化進行研究和傳播，這更為重要。”

　　于華剛的觀念，也在一些收藏者中得到了認可。

　　2007年夏天，一香港藏家來到中國書店，告知自己藏有《梁啟超手批稼軒詞》，他明確表示，想賣給中國書店。2008年，這位藏家帶來了這部書。最后，雙方順利成交。該書2009年影印出版后，引起了很多收藏者的興趣，中國書店還曾經送給連戰夫婦。

　　在慶祝中國書店六十華誕的“中國書店藏珍貴古籍展”上，包括隋代寫本《大般涅槃經》等一批珍貴古籍得以和讀者見面，中國書店同時還把這批古籍圖錄影印出版。愛書人摩挲這部圖錄之時，其實也是在擁抱60年北京舊書行業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