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毅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2年6月，林毅夫教授結束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回到北京大學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我注意到他回國后開始出版了一系列新著，其中就包括這本《從西潮到東風》。在這些新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擁有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職位經驗積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開始體現出鮮明的新特點，以我個人的總結，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廣闊的全球化視角。
    人們常說經濟學是經世濟用之學，經濟發展理論更是如此。作為首位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這一要職的發展中國家學者，林毅夫教授具有他個人鮮明的研究特點和優勢。他先后在臺灣大學、北京大學、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求學，此后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進行經濟學研究，并于2008年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主管發展經濟學的資深副行長。這些長期在不同地區、不同機構、不同領域內從事研究和工作的經歷，使他的研究不失理論深度又更關注經濟現實，專注前沿又注重反思。這在他從早年的《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到新近的《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框架》、《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起飛》等專著中都已經有所展現。
    在閱讀這些著作時，讀者可以發現，在林毅夫教授看來，這種反思的目的應當是尋求一條全球經濟共贏的改革道路。四年前林毅夫教授就職世界銀行時，正值金融危機發生之時，世界經濟受到嚴重沖擊，此前這輪“不尋常的投資拉動的長期繁榮”所掩蓋的經濟體系的固有缺陷似乎越來越難以找到對癥之策，特別是各經濟體之間應對危機的經濟政策反而帶來更多摩擦和矛盾。事實上，即便在林毅夫教授任滿回國的現在，這場危機的后遺癥仍然揮之不去，關于這場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研究爭論和實踐摩擦還在繼續。
    因此在這個時候，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對我們認識當前全球經濟、中國經濟以及經濟學方法論方面都有寶貴的啟示和收獲。在《從西潮到東風》中，我個人印象比較深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全球經濟失衡原因的理論性反思。對這一輪金融和經濟危機有諸多理論性解釋，較為廣泛被接受的是危機發端于美國經常賬戶失衡狀況的急劇惡化，其背后是東亞各經濟體在1998年危機后所采取的作為自保的出口導向策略和外匯儲備積累。這無疑過多將失衡的天平壓在發展中國家一端，林毅夫教授對此的看法是，危機根源于美國金融監管放松帶來的高杠桿率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由此引發21世紀前十年的流動性劇增和房地產泡沫，并通過過度消費、財政赤字、美元國際儲備地位等機制形成大量資本外流，最終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擴散為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這一推斷揭示，這種美元儲備地位的重要性與其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性之間的制衡缺失，推動了近十年來的全球繁榮，也同樣埋下危機的種子。過多地將全球失衡的原因歸結為中國近十年來的快速發展是有失偏頗的，中國在2005年以后才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并且這種巨額經常賬戶盈余也并非完全源自家庭儲蓄動機，而更多是雙軌制改革后遺癥下勞動力大量富余和大型國有企業的持續市場扭曲。因此，當前的經濟失衡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都能找到病源，單方面解決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其次，是對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失衡解決的理論思考。在這一次金融動蕩之后，對凱恩斯主義的探討和批判十分激烈。2009年以后全球性的逆周期寬松貨幣政策、主動財政擴張暫時拉動了全球經濟復蘇，但4年之后人們發現由此造成的杠桿率提升、低利率依賴、量化寬松模式效果遞減、貿易保護再次興起等負面壓力更為顯著。人們開始認識到，凱恩斯主義在單一國家可能通過貨幣貶值、提升外部需求走出危機，但如果危機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就顯得缺乏實際效果。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種“超越凱恩斯主義”模式，即進行全球協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他指出：一方面，全球性財政政策應該具有主動性和反周期的特點，重點放在能促進當前就業和提高未來生產率的項目上，特別是基礎設施、綠色產業和教育等項目；另一方面，仍有巨大空間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促進生產率推進基礎設施投資，而國內機會有限的發達國家則應該創造條件支持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從而實現共贏�？梢钥吹�，新的“馬歇爾計劃”并非不可行，關鍵是要跳出一國一城的局限，應當推動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持續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這樣也能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提高發達國家的需求。通過給多邊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和區域性開發銀行)提供同等資金，能夠起到連接不同經濟體實際需求的作用，從短期和長期來看，林毅夫教授站在他的立場上給出一個共贏的策略。
    最后，是對國際貨幣新體系的探索。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已經顯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脆弱性，而新興的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同樣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因為這并不能保證所有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都能保持健康、強勁的經濟，從而導致各種貨幣就外匯儲備和國際貿易地位展開更激烈的競爭。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本書中提出的單一超國家儲備貨幣，即用名為“紙黃金”的全球儲備貨幣來替代目前的國家儲備貨幣體系。作為凱恩斯曾經提出名為“班柯”的國際貨幣的改進版，這種方案在當前美國經濟規模占比下降、美元儲備貨幣不穩定性日益顯現的背景下，可能是一種多方能夠受益的模式。盡管可以預見的是，在操作上這種方案還需要經歷較長期的博弈、探索和嘗試，但正如70多年前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過程中對羅斯福總統的答詞里所說的：“既然我們要致力于一種共同標準、共同法則，它就應該是所有人樂于接受的�！碑斍暗膰�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無疑也應當向更穩健、照顧更多經濟體利益以及避免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內在沖突的道路前進。
    凱恩斯曾經調侃說，實際上經濟學并不是十分困難的學科，但是為什么優秀的經濟學家風毛麟角呢？他認為關鍵是杰出的經濟學家必須具備多種學科以及從理論到實踐的“種種才能的良好結合”。讀者可以從林毅夫教授近期的一系列新著作，當然也包括《從西潮到東風》這本書中，看到這種結合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