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吉川洋 出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熊彼特是最為典型的經濟學家，而凱恩斯恰好相反，是一個最不像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博覽群書，系統閱讀過古典經濟學派多名經濟學家的著作，吸收過馬歇爾的分析工具，向馬克思學習了經濟發展的重要觀點，向韋伯的著作中取經，由此掌握了歷史分析的方法，還有費雪等人的貨幣理論。在熊彼特的理論體系中，你還能看到朱格拉、康德拉捷夫等人提出的經濟周期循環理論的觀點。除此之外，熊彼特還大量讀過與經濟學有關的歷史學、民政學、社會學等學科著作。
　　凱恩斯接受過的經濟學教育就大為有限了，僅僅聽過馬歇爾的課，看過亞當·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等寥寥幾個經濟學大師的代表作，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從事其他領域的研究或娛樂，以及自己對經濟學的思考上面。劍橋大學的社會主義者莫里斯·多布因為看到凱恩斯《通論》一書中提到了馬克思，就詢問對方有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著作，得到的答復竟然是從來沒有。多布送了一本《資本論》給凱恩斯，還在重要的地方劃了線，結果凱恩斯居然很快退回了書，抱怨說看不下去。哈耶克在回憶錄中也提到，“凱恩斯在展開自己獨特的理論之前，沒有接受過經濟理論學家的高度訓練……他的出發點其實就是最基本的馬歇爾經濟學。在那之前他完全沒有接觸過瓦爾拉斯、帕累托和奧地利學派、瑞典學派的理論。”
　　正因為凱恩斯的經濟學教育、訓練背景十分蒼白，其學說又取得了與之毫不相稱的、政治上的成功，這讓熊彼特、哈耶克等“論敵”感到很難接受，后者們的著作或單篇文章中常常出現對凱恩斯學說的抨擊，但就是不提“凱恩斯”這個名字。即便如此，熊彼特在凱恩斯逝世時所寫的悼文中，仍然部分肯定了凱恩斯在經濟學及相關政策研究領域上的精益水平。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曾擔任日本經濟學會會長等職務的吉川洋卻有意將凱恩斯和熊彼特的學說主張“撮合”在一起。這種“撮合”得以成為可能，首先取決于凱恩斯這個人及其經濟學主張的易變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凱恩斯更像是個政策研究家而非經濟學家，他經常根據政策推行的需要變換觀點立場，這是熊彼特乃至其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做不到的。
　　吉川洋所著的《經濟困局中，誰的經濟學管用》一書，近日被引進到中國內地出版。這本書用了較大的篇幅分別梳理介紹了凱恩斯和熊彼特的經濟學觀點，并分析歸納了兩個人的學說分歧，指出“兩位天才經濟學家對待大蕭條的第一反應，就體現出了兩人在思考方式上的差別”（凱恩斯重視利率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影響，熊彼特更趨向于忽略利率等貨幣政策乃至金融政策）。此外，還可以說，凱恩斯和熊彼特迥異的經濟學教育（訓練）背景、研究環境、社會身份，是造成兩人觀點沖突的重要原因，吉川洋也提到，“當時凱恩斯…所在的英國，與日本‘失去的十年’非常相似；而熊彼特的祖國奧地利與鄰國德國，和高速增長期的日本及現在的中國非常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本書主要圍繞凱恩斯和熊彼特的對立觀點而展開敘述，但書作者吉川洋有意將二人觀點對日本經濟政策的影響、在經濟學界引發的相關討論、分別與二人中其中某一人觀點接近的不為常人所知的優秀經濟學家等情況，以穿插的方式娓娓道來，使讀者獲得經濟學演變、經濟史知識、經濟政策等方面的普及教育。
　　吉川洋認為，凱恩斯的基本思路“維持經濟的穩定”并認為為此可以采用公共投資等“救市”政策，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工業化國家的政策共識；而熊彼特為人所共知的思路則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必將伴隨著陣痛，但這一過程不僅能提高經濟的潛在供給能力，也能提高成長型產業的潛在需求，催生出新的民間消費與投資。結構改革會促進創新與需求的良性循環”（此句引語出自日本政府2001年經濟政策的有關文件），人們只是忘了，熊彼特還曾提出，為了避免或減少恐慌，采取公共投資亦無不可。
　　吉川洋在《經濟困局中，誰的經濟學管用》一書第19章中指出，凱恩斯與熊彼特的學說可以進行必要融合。凱恩斯《通論》的中心思想就是，資本主義陷入停滯源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宏觀經濟活動水平由總需求決定，并由此提出解決蕭條、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議）。熊彼特與凱恩斯不同的是，不認為需求不足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前提條件，強調創造新產品、新服務來代替需求飽和的舊產品、舊服務，才是企業與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需要完成的任務；簡言之，否認需求飽和一說。在吉川洋看來，熊彼特所說的各種創新，包括新產品、新服務的產品創新，以及為既存產品開拓新市場、新銷路的創新，都可以稱為“需求創造型創新”，即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原動力，這就可理解為凱恩斯經濟學與熊彼特經濟學的交匯點，以及當代工業化國家經濟政策決策的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凱恩斯與熊彼特的經濟學都沒有過時，還在為經濟政策的優化、適應新情況新挑戰作出努力而提供知識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