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系列”曾準確預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美債危機、其后的金銀價格走勢等，從而引發圖書熱賣。2007年，中信出版社的《貨幣戰爭》銷量輕松突破230萬冊。其后，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的《貨幣戰爭2》和《貨幣戰爭3》也已超過百萬冊。去年11月，該系列的最新作《貨幣戰爭4：戰國時代》再次引發版權爭奪戰，吸引了中信出版社、磨鐵圖書、鳳凰聯動等出版策劃機構的報價參與，最終花落長江文藝出版社。記者就此聯系了多位與“貨幣戰爭系列”相關的負責人。

　　雙向擇優 暢銷圖書頻繁易主
　　“貨幣戰爭系列”的作者宋鴻兵先后選擇了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合作，如同藝人的跳槽、球員的轉會，備受矚目。中信出版社總編輯潘岳則認為，其實并不存在作者跳槽、轉會這樣的說法，因為出版社一般是與作者簽訂一本書的短約，而非長約。包括《貨幣戰爭》在內，該社出版過不少成功的處女作，作者起初默默無聞，這時強調的是圖書的價值創意，開創無人競爭的藍海市場。待作者與作品成名后，各家出版社遂呈現出“逐鹿”的態勢。
　　一位業內人士坦言，“談錢最敏感了”。他解釋說，不得不承認，版稅的高低會直接影響作者的選擇。源于對作者品牌的信任，有些出版方不惜以高風險為代價重金栽培，這對作者，特別是初出茅廬剛剛嘗到市場“甜頭”的新作者，其吸引力毋庸置疑，甚至不乏出版機構之間的高版稅惡性競爭。此外，還有一些出版機構存在隱瞞印數的現象，造成了與作者的利益糾紛，兩者“不歡而散”。
　　除了版稅的問題，跳槽、轉會還往往折射出作者更高的期望值。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策劃編輯于建廷表示，不少作者還是關注出版方的品牌、口碑以及推廣實力的，如果能夠選擇一家可以為自己帶來更多正面效應的合作伙伴，對作者個人的宣傳和日后的發展都有極大的推助作用。一些出版社的營銷模式、宣傳策略未能滿足作者多維度的需求，從而作者希望打破定式，尋找新的合作伙伴。
　　潘岳告訴記者，作者更換出版社的現象，對出版社和作者而言，都是雙向選擇，而非束縛。對出版方來講，第一部暢銷，下一部則未必如此，選題也未必合適，這都需要評估，根據市場再作定奪；從作者的角度來看，希望尋求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她強調，在國外存在許多成功的圖書經紀人。圖書經紀人本身即是出版流程的一個部分，國外的大部分作者不會與出版方直接接觸，而由圖書經紀人代為處理相關事宜，譬如淘汰那些名氣小、信譽低的出版機構。目前國內并沒有形成相應的成熟的機制，圖書市場尚在初級階段，作者沒有圖書經紀人，自身的經驗又不多，導致了在多家出版社之間輾轉。
　　在文學作品的出版中，不少作者只認編輯不認出版社，因此優秀編輯的離開容易導致作者的流失；而經管圖書領域，此類現象還較為罕見。長江文藝出版社和《貨幣戰爭4》的這次相遇，編輯與作者的“一拍即合”、“所見略同”便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據該社社科編輯部主任郎世溟介紹，2010年底，他與作者宋鴻兵以微博為橋梁確立了最初的聯系與信任，“我私信宋鴻兵：《貨幣3》還未出，個人覺得，您該從中國近代金融史寫起。宋回復：《貨幣3》就是從中國近代金融史寫起。我說：中國近代金融史，我覺得您該從胡雪巖寫起。宋迅速答道：我就是從胡雪巖寫起。你說，什么時候見面吧？我答：明天。于是就這么見面了，金麗紅、黎波社長和我一起。基本上說，只要肯同我們見面的作者，拿下的幾率大約50％。”他還對記者說，“相較之前的三部作品，《貨幣4》的宣傳屬于海陸空全面戰役，傳統媒體、新媒體、地面活動、大學演講應有盡有，并規劃區域以覆蓋全面，盡別家出版社所不能。”
　　此外，北京日知圖書有限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向記者透露，由于他們將面臨跟作者宋鴻兵續簽的問題，合同到期了續約才能加印，所以不便涉及這類話題。

　　市場規律 資源身處高流動期
　　不止《貨幣戰爭》，出版業中不少暢銷書存在類似的情況。比如《明朝那些事兒》，該書前5本的版權屬于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第6本則跳到海關出版社，第7本又回歸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又如《后宮·甄寰傳》，該書前3本由花山文藝出版社推出，第4本由上海百家出版社推出，第5、6兩本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第7本由重慶出版社推出，總共輾轉四家出版社。這種現象也反映了出版資源的流動與變化之頻繁。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出版資源的流變大致分三種情況：資源的流入、資源的流出、資源的內部流動。出版資源的流變體現出了出版資源的優化配置，特別是初始配置和再配置兩個層次。出版資源已經呈現出向媒介形態先進的地方、對出版改革有政策傾斜的地方、品牌價值凸顯的地方、資本平臺有優勢的地方和創意人才聚集的地方流動的規律。特別是出版社的品牌效應，它對出版資源的影響主要就體現在對優秀資源的吸引。
　　針對于此，北京書尚天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營銷總監杜輝分享了不同的看法，他分析說，“出版社的品牌形成至今仍是很模糊的，大家更多是對出版社的‘品牌’有個類別的概念，但這個情況更多的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產物。作為讀者，其對出版社的品牌認識更多的是品質——某個出版社的書是精品是暢銷書，而不是作者。所以，作者如何轉換出版機構，對于消費者而言沒有什么影響。”他認為，“作者資源的流動是市場經濟行為的一種體現。更能保證作者的權益最大化，也讓出版機構可以對作者的價值給予更高的重視、更多的尊重。”他強調，“資本權益肯定會向高處走，誰能讓作者的權益收益最大化，誰的優勢就明顯。這種權益，一個是稿酬的收益，一個是名氣的炒作、培養。除此之外，對于策編的個人品牌也會有一些作用。策編的個人能力。素養，和作者的溝通能力，都會對剛才兩個因素產生外力沖擊。”
　　“我覺得這是個挺復雜的問題，每個人情況都不一樣。有的作者是待價而沽，畢竟不同出版方對其價值認同各異；也有不為錢的，是因為不滿意出版社的服務。”郎世溟告訴記者，“作者與出版社之間的很多誤會來自于信息不對等和互相不信任，特別是體現在印數上。我社的核心價值觀為先做人，后做書。急功近利的招數使不得，賺點小錢毀了名聲。我們多少作者自己找來，都是靠圈里朋友的口碑。口碑好，出版資源自然而然就流向你，反之亦然。”
　　潘岳還談到，當前的圖書市場處于混沌的狀態，類似現象尚不能梳理出一個普遍的規律。現在的國內市場，呈現為同質化競爭，跟風書很嚴重——跟風有利于降低包括宣傳在內的各項成本。這種出版資源的流動，與跟風書存在有一定的關聯。
　　“近些年出版資源的流動是較為頻繁的，主要集中在開價、服務不滿意，以及營銷不到位幾個方面。但我覺得，幾年后這種流動會有所減少。”郎世溟解釋說：“出版社和作者都傾向于穩定的合作。相處時間越長，彼此也越默契，有潤滑油的齒輪自然轉得快。多次的跳槽轉會可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不是一家出版，利益分散，營銷也分散；書不易形成系列；簽售會有阻礙；開本、包裝不統一等等。出版商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參與合作，如果未能留住作者，即是一次性投入，成本自然變高。而長期合作，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分攤成本。況且就出版方角度考慮，不宜跟風介入版權戰，需理性出版，結合自身的實力與發展規劃。靠版稅盲目提高既使拔得頭籌，惹得業內一片側目，對于市場或讀者而言，卻未必能消化掉這么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