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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第二章理想起航

進入普林斯頓半年后我開始鏟食物垃圾，這顯然需要我作出某種重大改變。我猜想，我已經習慣了改變，因為我的生命實際上是以嚴重的動亂開始的。1982年，我出生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我父母是醫生。因為某種政治原因，情報機關沒收了我們的護照。我和爸爸、媽媽、姑姑和爺爺一起住在一個很小的公寓里。我們沒有錢，即便我父母是醫生，他們的收入也只和我們樓里開電梯的那個人是一樣的。
　　20世紀80年代末，匈牙利的生活并不愜意，即使在最好的時代也是這樣。接著，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的核反應堆爆炸了。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環境災難極大連累了所有東歐國家的經濟和食品供應，因為擔心污染，它們不能再出口食品了。頃刻間，嚴重的政治不穩定籠罩了這個地區。我父母想盡辦法終于拿回了護照。四歲時我突然被告知：我們要離開家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幾乎什么也沒帶走。
　　我們先到了比利時，在那里停留了三個月，然后輾轉到荷蘭，和一位我父母在一次會議上認識的教授共同住了一年。美國不給我們難民身份，但加拿大給了，于是我們移民到了那里。1987年，我們到了加拿大，我們住進了我母親叔叔家的地下室。后來，我們在多倫多的斯卡伯勒安頓下來。
　　盡管我父母在匈牙利曾經是令人尊重的醫生，但要想在加拿大行醫，必須重新進行所有的培訓，并且要從實習醫師開始。盡管我們家基本上不得不從頭開始，但我卻在多倫多快樂地成長著，在那里上小學，后來上了加拿大一所一流的私立男�！霞幽么髮W院（Upper Canada College，UCC）。
　　在上加拿大學院時，最好的朋友讓我見識了企業家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杰克·科爾(Jake Cohl)的爸爸邁克爾（Michael）出生于一個體面的中產階級家庭，一路打拼進入演唱會行業，成立了搖滾樂歷史上最大的演唱會宣傳公司。安東尼·格林(Anthony Green)的父親唐?格林(Don Green)和別人共同成立了綠適（ROOTS）服裝公司。邁克爾和唐都沒有讀完大學，二人都追隨自己的夢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那些有錢的人幾乎都是從出生第一天起就有錢，一輩子都有錢，而沒有錢的人則為生計而工作，永遠也不會富有。在遇到邁克爾和唐之前，在沒有親眼看見他們的生活方式之前，我無法想象這樣的事情是可能的。突然間，成功對我來說也是一種選擇！
　　在我大約14歲的時候，我搞懂了設計網站的方法。我從未想過要正式成立公司。我只是開始建立網站�；ヂ摼W剛剛起步，人們認為這是個賺錢的行業，我可以做，于是我做了，并小賺了一把。我做了兩年，后來遇到了一個名叫羅賓·塔特(Robin Tator)的人。羅賓是個相當富有創意和冒險精神的家伙。當時他在策劃建立一個“自己動手”的網站（后來叫warehome.com）。開始時，他讓我負責為他設計網站，后來干脆讓我接管了全部的開發工作。
　　正當我們即將完成第一輪風險資本投資的時候，互聯網泡沫破滅了。那時，我剛好收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當我到達校園的時候，只有幾個小時來安頓，并和同為新生的基督教新教派室友打賭誰住下床（后來我輸了）。接下來，我和另外15名不知所措的新生和兩名極度熱情的大三學生玩起老掉牙的游戲，就是給自己起個集訓名字，為長達一周的獨木舟旅行作準備。這次旅行，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戶外行動的目的，是讓我們這些緊張害怕的大一新生放松，并在開課前的兩周時間里熟悉“普林斯頓文化”。
　　就在那次旅行中，我結識了來自馬里蘭州的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喬恩?拜爾。在我看來，他是那次旅行中除我之外唯一心智健全的人。我們先在體育館里玩，接著擠上了黃色的校車，準備啟程，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在接下來的七天里，我們乘著獨木舟沿著特拉華河順流而下，然后在到處都是垃圾的拖車場宿營。這期間，我開始想加拿大了。那里的人們友好和善，空氣清新，自然界母親那令人敬畏的力量使人不由地產生一種謙卑感。
　　與我到過的任何一個地方不同，疆土遼闊的美國到處都是充滿創意的人，到處都是甘愿為這些創意冒高風險的人。在這個國家，失敗被視為踏腳石而不是墓碑。在這個國家，任何人，甚至像我這樣出生在匈牙利的加拿大人，都可以懷著美國夢。然而當我乘著獨木舟沿著特拉華河順流而下的時候，我發現這也是一個污染嚴重的國家。在這里，蓋一棟新住宅要比保護森林更重要。
　　我們回到普林斯頓，回憶著在“大一新生周”所經歷的奇聞逸事。我后來弄明白了，這次歷時七天的大型活動的真正意義，不是像他們讓你相信的那樣去引導新生，而是給大四學生提供結交大一女生的機會，并且不用說出那三個令人畏懼的字“我愛你”。對我來說，高中時在電影里看到的拉拉隊隊長和足球隊員也通過這次旅行揭開了他們神秘的面紗。
　　在校的最初幾周，我們受到了社團宣傳的狂轟濫炸。普林斯頓有上百萬個俱樂部和協會，它們都竭盡全力去拉攏新生。在如龍卷風似的傳單、海報和信件之中，有一個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則普林斯頓企業家俱樂部每年一度企業規劃大賽的通告——第一名5 000美元大獎，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別獎勵3 000美元和2 000美元。我把這個指給喬恩看，他也很感興趣。對我們來說，這筆錢很可觀，不過我們需要好點子。我們想了一串，從批量銷售影印機到理發，但沒有一個可行。
　　很快我就上課了，每天都熬夜到次日凌晨4點，拼命去讀五位教授布置的繁多書目。我選了各種各樣的課程，但沒有經濟學，只有像心理學和神學這樣的課。那年10月，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錯，心理學教授獲得經濟學獎�？ḿ{曼從心理學視角來分析經濟學，如分析人們冒險或者不冒險的原因和方式。比如說，如果你讓人們選擇在這周接受100美元還是在下個月接受110美元，他們很有可能馬上拿走100美元。他所研究的內容被稱為“行為經濟學”，我確實被它吸引住了，因為行為經濟學是關于如何進行創造性思維的。我想，我要創立一個獨立的專業，把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
　　也是在第一學期，我和喬恩漸漸成了好朋友，盡管我們都很忙。從一開始我就很喜歡他。他有些羞澀，彬彬有禮，是那種在角落里等信號燈而絕不闖紅燈的人（我走路則不遵守交通規則），他還是一個電腦程序設計高手。（此外，他也是個自行車運動的酷愛者，后來成為普林斯頓大學自行車隊的隊長。）
　　盡管喬恩根本不是企業家，但他喜歡創意，富有激情，擁有解決問題、打開局面的技巧。不久之后，我和喬恩在我的宿舍里舉辦了幾次“前街”晚會，一次比一次成功。到11月，剛開始規模不大的聚會已經從20人發展到一百多人，擠進我們宿舍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甚至不得不把隔壁的女生宿舍也打開了，以容納涌進來的新生。
　　第一個正式的假期是在感恩節，我決定帶三個朋友坐汽車回加拿大，讓他們看看生活在“骯臟的南方”一直失去的是什么（同時也享受18歲合法的飲酒年齡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在羅得島看了一場U2樂隊的表演，然后擠進了我們的小福特，徑直開往蒙特利爾。到那之后，我們沖進了加拿大朋友杰克·科爾、史蒂夫·肖(Steve Shaw)和皮特·麥克法蘭(Pete McFarlane)租住的破房子里。
　　高中時，我和朋友們利用加拿大允許私人種植大麻的開明法律，種了大麻。長勢最好的小苗被昵稱為“馬利”(Marley)，在我前往普林斯頓之前，鑒于美國的“政治氣候”，我們決定讓馬利和我的伙伴們一同遷到蒙特利爾，養在黑暗的地下儲藏室里。
　　在化肥、人造光和水的生活條件下，馬利長得并不好。皮特屢次向我報告它的情況，這讓我作好了更壞的準備。但我仍然急切地想見到馬利。皮特把我領進了樓梯底部的儲物間里。他嘴角帶著詭異的微笑，做了一個夸張的動作，猛地把門推開，大叫道：“檢查一下吧！”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馬利長勢茂盛，葉子肥厚蔥綠，莖挺拔粗壯，已經不是我幾個月之前告別的那株植物了�！霸趺椿厥�？”我問道，“當時它幾乎快死了！”
　　皮特愉快地笑著�！按蟾潘闹芮�，我換了養殖方法。”
　　“怎么養？”
　　“使用蚯蚓堆肥！”
　　我輕聲笑起來。“什么？”
　　“我弄到了一個蚯蚓盒子，開始給馬利喂蚯蚓堆肥�！逼ぬ亟忉屨f，“它不再吃化肥了，從那以后就逐漸恢復過來�！�
　　“都是蚯蚓堆肥的原因？”
　　“對，像魔法一樣�！�
　　我想了片刻，問道：“蚯蚓盒子到底是什么？”
　　我們上了樓，皮特像一位驕傲的父親一樣給我展示他成功的秘密——一個普通的垃圾罐，不過兩英尺高，邊上圍著黑塑料。里面放著盤子，裝著看起來很肥沃的黑土，還有西瓜皮、蛋殼和其他廚房垃圾——還有蚯蚓。幾百條，甚至數千條。皮特向我介紹說：“它們是紅色的蠕蟲，長得非常好。超快。”
　　“我沒明白�！�
　　皮特嘆了口氣。“這是家庭堆肥處理系統。人們使用蚯蚓盒子已經很久了。我把廚房的剩菜剩飯和其他的廢料扔到里面，比如報紙碎片，蚯蚓就會產生糞便。這是理想的肥料。”
　　那一刻，一道靈光在我的頭腦里閃現，自此再也沒有熄滅。我們可以回收垃圾（這是項有償服務），把垃圾喂給數噸蚯蚓（這是一個給環境降溫的過程），得到蚯蚓糞便（皮特已經證明這是極佳的肥料），然后把肥料賣給大眾！ 創立TerraCycle的想法誕生了。
　　我們舉辦了派對以示慶賀，并邀請了馬利的朋友瑪麗·簡（Mary Jane）。她給了我們大家一個小小的吻，然后我們便睡去了，夢見了糞便和利潤。
　　在蒙特利爾的頓悟是偶然發生的，因為企業家俱樂部的企業規劃大賽馬上就拉開帷幕了，確切地說，就在1月末。喬恩和我一樣興奮，我們兩個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蚯蚓堆肥企業的研究之中。
　　首先，我們需要證明它能夠盈利。這個想法最吸引人的特點之一便是原材料的成本，也就是，沒有任何成本。實際上，因為我們的原材料是普通的食物垃圾，人們還要付錢給我們，因此可以說，原材料的成本為負。這是很大的優點。
　　我們從消費終點開始了廢物管理行業，我們早就發現這個市場非常巨大。比如說，新澤西的垃圾填埋場接受一噸垃圾平均收費50美元。在全美國范圍內，美國人每年產生的垃圾大約有120億～140億噸，其中80％以上為有機垃圾。也正是這些被壓縮在垃圾填埋場的有機材料產生了大量的甲烷，使臭氧層遭到破壞，全球變暖。我們規劃的遠景呢？美國人每年大約支付一萬億美元來處理潛在的有害垃圾，而這些垃圾可以喂給蚯蚓。
　　換句話說，如果有人用蚯蚓堆肥造出什么了不起的東西，他就能夠幫助地球，而且是以負一萬億美元的原材料成本起家。
　　我和喬恩對寫企業規劃書都一竅不通，但我們決定一邊干一邊學。為了幫助自己，也為了讓聚會有趣刺激，我們請來了八個最親密的朋友，一起開始寫企業規劃書，我們稱之為“蚯蚓計劃”（Worm Project）。我們的模式就是通過回收大量垃圾，把垃圾喂食給大量蚯蚓來賺得巨額利潤。一旦蚯蚓完成了工作，我們就可以把蚯蚓堆肥賣給農民和園藝師。
　　下一步就是出去看看有沒有已經在運作的類似企業。令人吃驚的是，我們調查了整個蚯蚓養殖行業，發現由于格雷格·布拉德利(Greg Bradley)實施的可怕的金字塔形騙局，這個行業完全處于蹣跚而行的狀態。布拉德利是B&B蚯蚓養殖公司的經理，他創辦這家公司只有兩年時間。
　　B&B公司是這樣運作的：在小城市里舉辦講座，宣傳養殖蚯蚓帶來的奇妙好處。布拉德利給聽眾介紹相關的知識——紅色的蠕蟲是一種用來生產堆肥的特殊蚯蚓，它們不僅以驚人的速度分解垃圾，而且每過90天繁殖的數量就會翻番。這是準確無誤的。不過，他接著說，他已經和塞拉利昂以及俄亥俄州的一家大型養雞場簽訂了利潤豐厚的合同，為了履行這些合同，他需要很多很多蚯蚓。
　　帶著這個故事，布拉德利在全美進行搜索，尋找那些想快速致富并愿意出錢為他養殖蚯蚓的農民。計劃很簡單。農民們需要投資大約三萬美元以購得3 000磅的蚯蚓（大約有300萬條蚯蚓），另外的三萬美元用來給蚯蚓建房。每90天，蚯蚓的數量就會增加一倍。布拉德利保證，他將以同樣每磅十美元的價格回購增加的蚯蚓，以供應給全世界的那些大買家。所以，他向農民們解釋說，養殖蚯蚓可以讓他們每個月輕松地賺到一萬美元左右。
　　布拉德利還講了不少成功的例子：阿肯色州康韋的戴維·懷特(David White)投入5 000美元，賺回87 569美元！ 密蘇里州皮丘利爾的道格(Doug) 和霍利·斯塔克(Holly Stark)也投入了5 000美元，賺回82 610美元！
　　你可能猜到了這個故事的結果。后來，人們知道了根本就沒有什么和塞拉利昂簽訂大合同的買家（自己想去吧），從戴維·懷特、道格和霍利·斯塔克那里購買蚯蚓的買家不是俄亥俄州的養雞場，而是下一撥被布拉德利說服開始養殖蚯蚓的農民。這個典型的龐氏騙局最后讓布拉德利從2 900多名客戶手中凈獲利2 900萬美元，而那些客戶幾年后卻陷入了困境之中，因為2003年1月，布拉德利因吸食過量的可卡因身亡。
　　時至今日，在蚯蚓養殖圈里依然存在著大量的猜測：布拉德利是否真的死了，他是不是導演了自己的死亡而逃到加勒比海的某個島上了。我們也許永遠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就在布拉德利“身故”的同一個月，TerraCycle成立了。
　　B&B公司留下的殘局使這個行業沒有任何的競爭。其他的競爭者是垃圾填埋場，不過我們計劃和它們拼價格，因為我們會從另一端也就是銷售堆肥中賺錢。此外，垃圾填埋場的名聲不好，因為人們知道它們破壞環境。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填埋場“清泉”垃圾場(Fresh Kills)幾個月后就要關閉了。顯然，既能取代垃圾場又能賺錢的方法是會受到歡迎的。
　　另一個可能的競爭來自工業堆肥場，它們負責回收家庭堆肥箱，并把箱子擴大幾千倍。和我們的經營模式一樣，堆肥場賺錢的方法是回收垃圾，把垃圾轉化成可以賣給農民和園藝師的環保成品（堆肥）。所以說，堆肥處理的經營模式和我們的“蚯蚓計劃”幾乎完全一致，只是有兩點不盡相同：處理廢物的時間長短（我們的要快很多）和產品質量（我們的要好一些）。
　　不用蚯蚓處理堆肥需要6～10個月的時間，相比之下，用蚯蚓處理堆肥僅需要1～2個月，而且需要的空間小很多（大約節省90%以上的空間）。最大的工業堆肥場位于艾伯塔的埃德蒙頓，占地有七個足球場那么大。此外，固體蚯蚓堆肥的市場價格幾乎是堆肥的100倍。我們模式的最精華的部分是什么？蚯蚓堆肥法如同它的名字一樣實際上是無氣味的，而普遍堆肥法卻不是這樣。
　　可以想象，我們都極其興奮。
　　這時我們也發現，多數用蚯蚓來處理堆肥的人都是在盤子里進行的，和皮特在蒙特利爾時的做法相同。需要處理的垃圾越多，需要的盤子也越多。即便是多數以前給B&B公司養殖蚯蚓的那些資深的養殖戶（我們招募他們做顧問）使用的也是由幾百個盤子組成的系統。所以，當檢查情況或者照料蚯蚓時，他們不得不用鏟車把盤子鏟起來。請注意，比較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有機垃圾堆在地上，把蚯蚓倒到頂上，等兩個月，然后把蚯蚓和它們產生的糞便分開。
　　
　　因為我們看到所有垃圾填埋場都要轉換功能，這提出了一個嚴肅的物流問題。所以，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找到快速有效的方法來大規模生產和收獲蚯蚓堆肥。我和喬恩設計了一個又一個系統，但似乎都不能完全適合我們宏偉的計劃。離企業規劃大賽的最后期限越來越近，如果我們搞不出經營模式的這個部分，我們就沒有機會了。
　　如同很多偉大的（和并非如此偉大的）想法一樣，問題的答案是我坐在馬桶上突然想到的，當時我在想，靠近自己的糞便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琢磨著：蚯蚓的感受是不是也一樣呢？
　　這需要如廁之后作大量的集體討論�！拔蚁胂蟛怀鲇惺裁磩游锵矚g靠近自己的糞便居住，即便是在糞便附近�！蔽腋嬖V喬恩。
　　他表示贊同。“得找個辦法研究研究�！�
　　我們思考了一會兒。
　　“把蚯蚓放在傳送帶上怎么樣？”
　　“一直保持運行……”
　　“在傳送帶的一端，我們放上有機垃圾，蚯蚓慢慢地爬向它，一路上吃掉所有東西，留下的是……”
　　“糞便！這就像生產糞便的踏車！我們只不過讓傳送帶運行的方向與蚯蚓爬行的方向相反，它們的糞便就會落到傳送帶的另一端�！�
　　“就是這樣！”
　　兩個月后，我們團隊完成了100頁的企業規劃，詳細展示了“蚯蚓計劃”將解決世界垃圾填埋的問題。方法就是每年把幾十億噸的有機垃圾轉化成蚯蚓堆肥，而且兩頭賺錢。2002年1月的一個深夜，我們把企業規劃書打印出十份（打印紙用光了兩次），并裝訂起來。這時我們唯一沒有意識到的事情就是，我們已經錯過了最后的截止日期，一天前就已經到期了。
　　每年美國有兩百多次企業規劃大賽，它們都遵循一樣的基本做法：要求團隊提交企業規劃書，如果規劃得到一組風險投資者和成功企業家的認可，團隊就會被邀請去作15分鐘的陳述，這個時間是嚴格限定的。
　　普林斯頓大學企業家俱樂部沒有嫌我們晚，同意考慮我們的規劃。我們等到3月份，評審還沒有結束，此時，我們的團隊只剩下三個人了——扎克·費根（Zack Faigen）（我們四位室友中的一位）、喬恩和我。我們意識到，其他人都不打算從事蚯蚓堆肥業，他們只喜歡創業的新奇想法而已，并不想真正干起來。
　　評審第一輪挑了15個團隊來陳述他們的構想，在這些主題中，有的是關于交換學生家具的，有的是讓學生在課堂上給老師發短信提問以取代舉手的。有些構思比較有新意，其他的一般。
　　由于我們在企業規劃書上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堅信僅憑它的優點就能夠勝出，所以對陳述并沒有太在意。此外，所有內容在長達100頁的計劃書中都一目了然，所有評委都必須閱讀，故此，我們作了即席陳述。我們智慧巧妙的想法得到了肯定，第一輪評出了四個最佳項目，我們的“蚯蚓計劃”名列其中，角逐最后一輪比賽。
　　我們預測，會穩操勝券。
　　結果，我們站在了勝利者的行列。不過令我們感到意外和郁悶的是，評委們只大致看了我們的規劃書，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規劃書的內容，而是它的紙張重量和規劃的小規模。他們就是僅憑這些優點把我們推到了最后一輪。當塵埃落定的時候，我們發現自己名列第四——唯一進入決賽的沒有獎金的團隊。
　　那天晚上，扎克、喬恩和我在寒風中疲憊地走著，羞愧地低著頭。我抱怨說：“我不明白，我們的企業規劃書構思巧妙，我們考慮了每個環節。為什么沒有贏呢？”
　　那兩個人聳聳肩，極力讓我高興起來。也許他們是對的。也許我需要改變一下，考慮考慮別的東西——除了蚯蚓之外所有的東西！我意識到，這些天除了進行期中考試和競賽，我幾乎沒怎么吃東西。我建議去吃牛排。 
　　當我要的T骨牛排端上來的時候，我一直感到疑惑的問題的答案就像一噸“堆肥”砸了下來：我們永遠沒有機會贏得那場比賽！“牛排和‘嘶嘶聲’，”我大喊，“我明白了牛排和‘嘶嘶聲’的區別！”
　　喬恩和扎克抬起頭來。“�。俊�
　　“伙計們，我們的計劃就是牛排。一塊美麗的牛排，但僅僅是牛排而已！”
　　“所以？”
　　“所以他們不需要牛排，”我解釋道，“他們需要‘嘶嘶聲’。他們讓我們根據規劃把‘嘶嘶聲’賣給他們�！�
　　喬恩笑著說：“我懂了。評委們不可能勞神去讀規劃書，因為我們做了一件沒有價值的事情——向他們解釋計劃。”
　　扎克點點頭說：“賣‘嘶嘶聲’，就是15分鐘的事情。進去把所有東西都整齊地裝起來。讓人們在15分鐘內對我們的規劃興奮起來。”
　　喬恩表示贊同�！按_實，如果我們不能讓像‘蚯蚓計劃’這樣的革命性想法運作起來……如果我們不能說服人們去購買它，這樣的想法又有什么用呢？”
　　盡管在那個寒冷的3月，我們在普林斯頓大學企業規劃大賽中失利，但我們得到了更有價值的東西：我們明白了對牛排“嘶嘶聲”的需求，這個教訓我們會在畢生的職業生涯中牢記。我們弄清了失利的原因，但是不是已經為時已晚？
　　生活繼續著——讀書、學習、聚會，但我無法忘記“蚯蚓計劃”。無論我怎樣努力去忘掉它，好像就是做不到。我曾經用一段時間為學校的一個戲劇俱樂部畫海報，即便如此，我也無法忘掉“蚯蚓計劃”。我和羅賓聊了一點這方面的話題，他喜歡古怪的想法。通過聊天，他被完全說動了，準備以銷售堆肥為生。然而，除了我們共同擁有熱情之外，加上我在宿舍的一個鞋盒子大小的容器里養了2 000條蚯蚓，我們都不知道如何把這個想法變成現實。
　　幸運的是，喬恩也沒有忘記“蚯蚓計劃”。在上網的時候，他搜到了收集蚯蚓堆肥的產業規模系統——哈里?溫德爾的蚯蚓堆肥機。我和哈里說話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是個十足的瘋子，但屬于我們這類的瘋子——瘋狂的發明家、瘋子科學家，他現在正在制造大型的蚯蚓堆肥機和堆肥篩。哈里的系統和我們的想法一樣，都運用了傳送帶原理，只是他把這個理念上升到一個全新水平——確實如此。哈里的蚯蚓堆肥機擁有多層傳送帶，占用的空間僅是我們想象的1/10。
　　“蚯蚓計劃”又開始啟動了，我興奮不已。我很快和哈里談好交易：他同意給我們建造一個處理普林斯頓大學垃圾的系統；他答應給我們半價——僅兩萬美元。不過，我和喬恩都沒有兩萬美元，就連5 000美元也沒有。
　　我和喬恩渾身充滿了力量，我們著手解決下一步：從哪里弄來喂食蚯蚓的垃圾呢？幸運的是，我們很快有了答案。我們開始游說普林斯頓大學，讓我們在即將到來的暑假期間處理學校食堂的垃圾。我們開始做食堂管理者的工作。談了五次之后，他同意了，即我們簽約整個暑期，每天運走威爾科克斯食堂的垃圾，晚上把空的垃圾桶送回去。
　　接下來，我們還要去行政大樓，爭取得到整個暑期接手垃圾的許可。談了不止五次，他們同意了。隨后，我們還要去土地管理部門，讓他們提供放置蚯蚓堆肥機的地方。你猜對了，又談了不下五次。等了那么久，不過我們在磨煉我們的推銷方式——為了給牛排一個機會，我們銷售“嘶嘶聲”。
　　到了第13次，我等不及了，因為學校就要放假了。我打電話給哈里，讓他動手給我們制造蚯蚓堆肥機。我們決定購買我們買不起的機器，我們這是在冒險，不過我們相信“蚯蚓計劃”，并愿意為它的實施作出一切努力。我們也將明白這個道理：有時它的索取超出了你的給予。
　　還有兩周本學期就要結束了，這時我們終于接到了學校的官方通知。為了良好的信譽，我和喬恩把各自的錢放在一起（總共5 000美元）寄給了哈里做首付。他說6月中旬機器就會做好。接下來，我打電話給高中時最好的朋友安東尼·格林，他答應把他在成年儀式上得到的5 000美元借給我們。緊接著，我拿父母給我的信用卡進行了最大額度的透支，然后給他們打電話借了剩下的錢。一個月內，我湊齊了所需的兩萬美元。
　　一時興起，也為了確認哈里做事妥當，我決定在放假的前一個周末去趟佛羅里達。我約了諾埃米·米爾曼與我同去，她是一個月前加盟進來的戲劇專業的大四學生。我的錢只夠租車48個小時，而諾埃米是一個典型的紐約人，沒有駕照，所以我不得不自己開20個小時的車到佛羅里達。
　　路上，我和諾埃米一起給公司起名字。我們開玩笑地提到了幾個著名的名稱，如Gia Green、Magic Worm和TerraPoop。當我們從佐治亞進入佛羅里達的時候，我們鎖定了TerraCycle。不久，我們到了哈里的家，房子坐落在沼澤地中央。哈里驕傲地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奶牛貝西，這頭奶牛一直享有“環保除草機”的美譽（我們第二次來的時候，貝西成了我們的盤中餐）。我們在外面溜達了四個小時，相互了解，談論蚯蚓堆肥機的事，隨后按原路返回，又是一個20小時的車程。我們好不容易在租期結束之前趕了回來，不過違反了交通規則，當時我讓諾埃米開了一會兒車，因為這總比讓我趴在方向盤上睡著好。
　　四周后，我們的新朋友哈里帶著我們那全新豪華的蚯蚓堆肥機來了。12個小時之后，諾埃米甩手不干了。
　　喬恩辭了在馬里蘭州的工作跑來救急，幫助鏟掉我們現在必須處理的正在腐爛的垃圾。為了慶祝創業開始，我們舉辦了一場瘋狂的聚會，把所有普林斯頓大學的人和媒體都請了來。我們邀請了一位了不起的藝術家拉什卡(Rascal)，他給正在運行的堆肥機涂了油漆，來的人中還有一位藝術家兼攝像師吉姆·巴德曼(Jim Budman)，也就是綠適服裝公司的創始人之一邁克爾·巴德曼的弟弟。大家玩得都特別開心，啤酒也喝多了，睡下時已經很晚了，不過這讓我們在當地媒體中有了一點名氣。
　　但在很大程度上，6月過得很黑暗。我們旋風般地購買了蚯蚓堆肥機，說服普林斯頓允許我們做自己的事情，但我們沒有計算自己食宿的費用，結果發現自己要破產了。那一周睡在朋友宿舍的地板上，四處尋找吃的東西。早上起床后，我們去食堂收垃圾，把它們運到蚯蚓養殖場。把垃圾粉碎之后再鏟到運轉的堆肥機里，直到下午兩三點鐘。6點左右，我們把所有的垃圾都放入了堆肥機。接下來我們去吃晚飯，然后跑企業的事情。我們把企業規劃書送給了每一個我們能夠找到的風險投資機構，希望能夠得到一些贊助，然而得到的只有一連串的回絕。
　　暑期慢慢地過去，情況變得越來越黯淡。對我來說，唯一的休閑就是在吉姆?巴德曼的SOHO工作室里度過周末，或者去逛紐約。7月末，我們真正做到的就是證明蚯蚓堆肥機確實在發揮作用，生產了大量的排泄物。然而，計劃的其他部分徹底失敗了。我們收走別人的垃圾沒掙到一分錢，也沒有賣掉一磅的堆肥。沒有必要再裝下去了——“蚯蚓計劃”根本沒有成功。
　　記得那個晚上，我終于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當時我躺在地板上睡不著，心里想著如何向所有借錢給我們購買蚯蚓堆肥機的人解釋，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第二天吃早飯時，我和喬恩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我們決定在eBay上出售蚯蚓堆肥機，用這筆錢去還掉部分債務。我呢，只好在接下來的三個暑假里去投資銀行工作，以還完剩下的債務。
　　碰巧，就在那天上午，按照事先的安排，我和喬恩要在一個地方電臺訪談節目里就“蚯蚓計劃”進行現場解答。我們覺得這個方式很好，決定不取消節目，也許能在9月份開學之前成功完成我們的蚯蚓堆肥企業的實驗。所以，在8月初的那個晴朗的早上，我們開著忠心耿耿的老貨車去了位于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附近的WCTC.AM演播室。我和喬恩詳細地向早間節目主持人伯納德·斯普林格(Bernard Springer)講述了我們的故事，從我們在蒙特利爾第一次感到驚訝的時刻到企業計劃的徹底失敗，從處理食堂垃圾被拒的悲哀，到生產出蚯蚓堆肥時的苦與樂。半個小時的訪談瞬間就過去了，我們走出來時，手里握的是節目的錄音帶和一個即將關閉的企業。
　　當我們回到普林斯頓的時候，我的郵箱里有一封發自休曼·辛哈(Suman Sinha)的郵件。這類郵件往往被人們視為垃圾郵件而自動刪除，好在我沒有這樣做。
　　我打開郵件，擦擦眼睛。
　　上面寫道：“我想投資。請聯系我。”這幾個字將讓“蚯蚓計劃”起死回生。
　　那天晚上，休曼、喬恩和我在當地的一家餐館就餐。休曼是個了不起的人，他有錢，也具有企業家精神，正等合適的項目進行投資。他對“蚯蚓計劃”的環保優勢比較感興趣，同時也認為它能夠盈利。吃完飯后，我們開車去了校園的大南邊，帶他去看蚯蚓堆肥機。我為他詳細介紹了堆肥機工作的原理，然后，我們就靜靜地站在那兒，看了堆肥機好一會兒。終于，休曼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么……你需要多少錢？”
　　“你有多少錢？”我的心劇烈地跳著，幾乎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他爽快地笑了�！�2 000美元怎么樣？”
　　“很好�！蔽也患偎妓鞯卣f。
　　“聽起來不錯。”他說，隨手簽了一張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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