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系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后，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浩蕩兩千年》一書中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系。
《浩蕩兩千年》
作者：吳曉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
公元前685年，地處山東半島的齊國發生內亂，齊襄公被弒，朝政一時空虛。他的兩個兄弟公子糾和公子小白此時都被流放在外地，誰先趕回都城臨淄，誰就最有可能登基。糾和小白的身邊各有一位商人出身的謀士，一個叫管仲，一個叫鮑叔牙。
小白接受鮑叔牙的計策，向莒國借了兵車，日夜兼程回國。輔佐糾的管仲見此情景，就自告奮勇率三十乘兵車到半途去截擊小白。在即墨城附近，管仲一箭將飛駛中的小白射倒。然而，這一箭只射中了戰袍上的帶鉤，死里逃生的小白及時歸國掌權，是為齊桓公。
當了國君的小白行功論賞，想拜鮑叔牙為相，同時當然還要宰了管仲。誰知鮑叔牙對他說：“我的才能只能讓齊國平安，如果您要稱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為相。”
鮑叔牙與管仲其實是一對常年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
管仲出生于一個沒落貴族家庭。他少年時替人牧過馬，后來結識了年長于他、家境頗好的鮑叔牙，兩人合伙做皮毛生意。
管仲與鮑叔牙合伙做生意，本錢大多是鮑叔牙出，可是賺了錢以后，管仲卻要分大頭。鮑的仆人們很不忿，鮑叔牙卻說：“這沒什么，管仲家里窮，又要奉養母親，多拿一點沒有關系。”他們的生意后來破產了。他和鮑叔牙一起去當兵，每次打仗總是逃跑在前，大家就罵管仲是膽小鬼，鮑叔牙又站出來替他說話：“你們誤會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著命去照顧老母親呀！”到了后來，他們就分別投靠了公子糾和公子小白。
齊桓公居然言聽計從，真的把管仲拜為國相。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完備的經濟思想的人正是管仲。管仲興齊，靠的并不是兵戈征伐，司馬遷如此評論他的當國之道：“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也就是說，管仲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這些特征無疑很有點“企業家的精神”。
管仲去世150年之后，南方出現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后世尊之為“商父”。與管仲“先商后官”的經歷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范蠡輔佐的是春秋時期的最后一個霸主越王勾踐。
公元前496年，吳越戰于攜李（今浙江嘉興），吳王闔閭負傷身死。兩年后，闔閭之子夫差與越再戰于夫椒（今江蘇無錫馬跡山），大敗越軍，越王勾踐被圍困于都城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了避免滅國之禍，謀士范蠡獻計，向吳王求和乞降，以待復起。他陪同勾踐入吳國為奴，前后3年，受盡屈辱。
被放歸越國之后，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他先是遍覓美女獻給夫差，讓他沉迷酒色，荒廢國事。同時，他著力于軍政經濟的建設。首先，建立各種生產和軍事基地,建筑了山陰小城和山陰大城，把都城從山麓平陽下遷到沼澤平原地帶，使越國有了一個堅固的行政中心。他還有計劃地重構了越國的國民經濟能力。其次，以價格調控的辦法促進糧食生產。他向勾踐建議，最好把糧食價格控制在“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的限度內。其三，范蠡還天才地發現了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并據此來設計政策。他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他還提出“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這些見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駕馭市場經濟所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越國在范蠡的治理下，果然“修之十年，國富”。公元前482年，勾踐興師伐吳，殺吳太子。9年后，再敗吳師，夫差多次乞降，范蠡力諫勾踐不準，遂滅吳。經此役，越國大興，勾踐與齊、宋、晉、魯等諸侯會盟于徐州（今山東滕縣），周天子派專使前往祝賀，并封勾踐為“伯”（霸）。
漢帝國初建之時，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國貧民窮之際，如何對待創造財富的商人就成了關鍵。漢初的幾位皇帝，從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對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漢律基本沿襲了秦律，對商人繼續實施蔑視和壓抑的原則。天下抵定后，亭長出身的劉邦對商人非常反感。他學習秦始皇的辦法，把10多萬戶六國貴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統統遷徙到關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監管。他還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馬車，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到了他的兒子惠帝執政時，態度稍稍寬松，不過還是在稅賦上采取了歧視的政策。另外，漢初的幾個皇帝還徹底關閉了商人從政的路徑，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受到限制，所謂“禁錮不得為吏”。
為了緩解財政上的困局，漢初朝廷曾經實行過“納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可夸張的是，就是在推出這一“賣官”制度的時候，朝廷竟也規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
就在對商人實施了如此蔑視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時，讓人驚奇的是，在實際的微觀經濟層面，工商業卻得到了極大的解放。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記錄：“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說，政府改變了自商鞅以來的全面管制政策。
在放松工商的同時，朝廷對農業則采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一度甚至還全免田租，長達12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盡量“委曲求全”，通過和親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
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認定，“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
桑弘羊出生于洛陽城里的一個商人家庭，自幼善于心算，是一個算術天才。考據者認為，他13歲時靠“入粟補官”的辦法，進皇宮充當侍中，此后60多年間，一直身處內廷之中，從未須臾離開，幾乎參與了漢武帝時期的所有經濟決策。
自武帝親政之后，國家支出大幅增加，于是，通過實行國營化政策以獲取專營收入，成了必然之選擇。武帝和桑弘羊從產業、流通、稅收和貨幣四個方面，推行了嚴密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就產業改革而言，首要之舉，當然就是從利益最為豐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三個最重要的制造業鑄錢、煮鹽和冶鐵相繼被國營化。
漢武帝從登基的第一年起，就進行了幣值改革，在執政期間先后改了六次。與杜絕民間鑄錢相比，對鹽鐵兩業的國營化回收，難度要大得多。漢武帝想出的辦法十分高妙，他發出了一張特別的委任令：任命兩位大商人大鹽商東郭咸陽和大冶鐵商孔僅為大農鹽鐵丞，主管全國的鹽鐵官營事務，內廷出身的桑弘羊協助他們的工作。
東郭咸陽和孔僅提出的專營政策，在當時的朝廷之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但漢武帝力排眾議，批準此案。其后3年，政策的成效就呈現了出來。但在實施鹽鐵專營的過程中，孔僅等人在制造和專賣環節上安插了自己的親信，出現了吏治混亂的局面。武帝很不高興，就斷然把孔僅撤換掉了。接替孔僅的兩任官員都不能讓武帝滿意。公元前110年，45歲的桑弘羊升任治粟都尉兼領大農令。
桑弘羊成了專營政策最忠實的執行者。在出任大農令之后，他增設大農部丞數十人，對郡國鹽鐵官分別予以整頓，并增加了設置鹽鐵官的地區。這一管理體系日后不斷修補、完善，一直運轉了1000多年。
在桑弘羊去世后的80余年里，漢帝國一直沒有從武帝留下的“盛世后遺癥”中擺脫出來。由于國營化運動所造成的社會震蕩太大，各項管制政策相繼松弛。自武帝之后，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和宦官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時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為前所未見的世族經濟。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系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的世襲性，其衍續壯大，有賴于一代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誠度。
在《后漢書》中有《樊宏傳》，傳主樊宏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時以務農經商而聞名，以平民身份受舉薦入王室，任卿士，后受封于樊，子孫便以此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南陽，在當地有農田300多頃，所蓋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閣”，方圓內，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還有自成體系的小型灌溉系統。樊家莊園還有一支召之能戰的私人武裝。在莊園內勞作的農戶，要么是樊姓子弟，要么是雇傭的佃農，他們都只對樊家納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戶籍管轄之內。這樣的樊家莊園，宛然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給”、“閉門成市”。樊家還與當地的世族望族結成了極其復雜的姻親聯盟。
在西漢末年，這種莊園化的世族經濟，遍布帝國的大江南北。當時之世，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并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權力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也是皇權羸弱的結果。所以，王莽登基之后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后的10多年里，他推出了眾多的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著這一主題展開。
（摘自《浩蕩兩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