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三步走》
作者：鄭永年
出版：東方出版社 |
今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應景地出版了新著《中國改革三步走》，書中著重討論了中國的改革問題，尋找中國改革的實踐邏輯。
鄭永年在書中總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特點：“第一，分解式改革，即先農村，再城市”；“第二，分權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業分權”；“第三，開放性”。在他看來，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化導向的經濟，這一轉型始于鄧小平時代，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
隨后，鄭永年在書中提出了中國分解式改革并解釋了其內涵，他把中國的改革分解成三個步驟，從經濟改革到社會改革，最后到政治改革。在目前階段，深化社會改革對中國發展具有緊迫性。
社會改革是《中國改革三步走》的重點，鄭永年把社會改革定義為“主體性改革”，“通過社會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會制度是唯一的選擇。”只有通過社會改革，培育中產階層建立消費社會，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才有可能。至于政治改革，鄭永年不同意“中國沒有政治改革”的說法，“中國的政治改革早已經開始，并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機構改革’中的行政體制改革、鄉村選舉、黨內民主等都在進行。”
“盡管從經濟改革到社會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次序，但無法保證改革按照這個次序前進。”日前，鄭永年在接受早報記者電話專訪時強調。
東方早報：你在《中國改革三步走》一開始就講到了中國經濟改革遇到的問題，以及社會改革的緩慢。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對當前社會改革的歷史借鑒意義在哪里？
鄭永年：中國真正的經濟改革其實是在1992年“南方談話”以后。整個19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一直在探索，但沒有找到突破口，“南方談話”則找到了。“南方談話”以后，十四大召開，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南方談話”以前，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姓資姓社的爭論不斷，而在“南方談話”以后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是突破口。之后整個1990年代的經濟改革和成果，都跟“南方談話”有關。實際上，這十多年中國都是在收獲“南方談話”的成果。
現在，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完善的醫療、教育、住房保障制度，中國的消費社會就不可能建立，中國的經濟只能依賴出口導向，如今世界經濟不好，出口導向是走不下去的。中國的社會改革不做好，中國的中產階層就成長不起來。不久前，剛剛把貧困線提高一點，一下子就增加了1.2億貧困人口，這說明中國的部分老百姓還是處于貧困線上下。中產階層成長不起來就建立不起消費社會，現在很多事件都是跟社會改革有關。
下面的路怎么走？不是說一定需要再次“南方談話”，但是否需要“南方談話”精神呢？我在書里也說了，“南方談話”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找到突破口，而十六大以后，中國基本上在做社會改革，也就是一方面進行社會改革，一方面深化經濟改革。我覺得在經濟層面上，基本的經濟制度已經建立，這些制度需要改善，但只剩下改善、改進的程度。真正要突破的是社會領域。現在大家對社會改革的爭論其實跟“南方談話”之前大家對經濟改革的爭論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大家都不清楚往哪里走，社會改革找不到突破口。
現在需要再次確立改革突破口在哪里？未來的路怎么走？改革不可能經濟、社會和政治一起來，要找到突破口。但是我認為，社會改革不是簡單的分蛋糕。社會改革是如何在繼續做大蛋糕基礎上分好蛋糕。怎么繼續做大蛋糕，就是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分蛋糕不是把財富分掉，而是建立社會制度，尤其是醫療、教育、住房、最低工資保障。
我覺得，“南方談話”就是確立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線。現在的“左右”之爭，沒有太大意思，而是需要真正的“南方談話”那樣的智慧。
東方早報：現在跟20年前相比，中國沒有鄧小平那樣分量的政治人物了。
鄭永年：當然不可能再出現像鄧小平那樣的政治人物，再做一次“南方談話”。問題是，執政黨作為一個集體可以“南方談話”，這并不是說去廣東去珠海，而是直面問題，為未來找方向。鄧小平偉大的地方就是他清楚，那個門檻必須跨過去。不要老是說不能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南方談話”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東西確立了之后，都好辦。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所謂既得利益。任何社會都有既得利益，這不是要不要改的問題，不是改革不動，而是方向性問題，非常重要。十六大以后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小康社會等都是正確的，但解決問題要像鄧小平“南方談話”一樣，要向前看。
東方早報：在你看來，黨內的共識是什么？
鄭永年：共識不需要多方面，“南方談話”的共識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現在還是黨內共識的話，那就該繼續往前走。
東方早報：在你看來，重慶和廣東分別做的實驗，并不存在不同。
鄭永年：面對的地方情況不一樣，各自根據自己的特點尋找各自的模式。從這些地方性的實驗上可以看到，重慶和廣東能做的，地方能做的，中央層面也可以做，說明共識的建立還有其可能性。現在“左右”之爭渲染兩地之間的不同，這是不負責任的。
東方早報：社會改革將會是非常漫長的過程嗎？
鄭永年：并不是說一定是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三個非常清晰而且割裂的步驟，有時候是交織在一起的。我只是強調，在目前階段中國應該著重進行社會改革，而這個過程并非如別人想象的那樣漫長。以經濟改革來看，如果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用了30年基本上就建立了市場經濟。再看亞洲四小龍，差不多用20年時間培育了成熟的中產階層。我的意思是說，在找到社會改革突破口后，真正啟動社會改革后，過程就不會那么漫長。社會改革暫時沒有找到突破口，所以說，中國還需要一次“南方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