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拿到《中國，你要警惕》，最吸引我的是此書作者黃樹東先生的身份。黃先生是名旅美華人，現擔任美國某頂級銀行的高管。
　　按照常理，作者應該更多地站在華爾街銀行家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當今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但是，整本書讀下來，會發現黃先生的基本觀點與市場原教旨主義極為不同，他在書中批評了那種將市場經濟和私欲神圣化的思潮。他認為，公平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基礎，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然之路和必由之路。收入分配不公才是美國經濟遲遲不能復蘇和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深層次原因。帶著這份好奇，《經濟參考報》記者對黃樹東先生進行了專訪。

　　許多人看見了市場經濟的問題但不愿意說
　　《經濟參考報》：您本人目前供職于世界著名銀行，通常來講您的工作性質決定了您的觀點應該更加傾向于這些大銀行，從投行的視角來觀察、評論世界和中國。但是，讀完您的大作，我感覺您的觀點與您的工作性質格格不入，請談談為什么會有這么大反差？
　　黃樹東：這本書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公平正義。其實我在兩年前出的一本書中，就呼吁這個問題。經濟危機以來，許多人都看見了市場經濟和西方經濟體系中的結構性問題，只是由于利益偏好或其他原因不愿意說，或故意胡說。我只不過是《皇帝的新衣》里喊“皇帝沒穿衣服”那個孩子，或《巴黎圣母院》那個撞鐘的人。
　　這本書的觀點同我的專業雖然沒有直接聯系，但也不是格格不入。二者之間，既有差別，也有一致。從價值取向看有差別，從實用效果上看有一致。
　　該書其實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經濟分析，對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有實用參考意義。一項經濟決策要避免失誤，就必須符合當今國際和中國未來5到1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經濟走向。很難想象在目前的情況下，不正確把握世界經濟走向，會帶來什么后果。

　　實現社會公正將提振中國經濟
　　《經濟參考報》：美國的《福布斯》雜志說，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您在此書中也談到這個問題，您認為，中國的稅負水平是高還是低？為什么中國老百姓的感覺負擔非常沉重？
　　黃樹東：您提到的兩點都是對的。一方面，同許多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稅負是偏低的；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感覺負擔非常沉重。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呢？主要是稅負結構不合理。比如個稅起征點還是較低，高收入階層的累進稅率也有待提高。如果我們一方面將個稅負擔向高收入階層傾斜，一方面開征財富存量的新稅種，可能就能有效解決這兩個問題：既能增加稅收，又能有效降低廣大中下層的相對稅負。

　　《經濟參考報》：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已經成為廣大普通民眾最大的愿望，您認為，當下如何解決這個困擾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政府下一步該如何做？
　　黃樹東：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不僅是我們經濟發展的目的，還是提振總需求的有效手段，突破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瓶頸的出路。.當今世界經濟的核心問題，就是缺乏公正，收入嚴重不公。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經濟中有幾大主體：工人、資本和政府。資本作為一個整體是不可能自動實現公平分配的。所以，一方面工人要捍衛自己的權利爭取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政府要更多地介入兩次分配，有力調整存量財富和增量財富的分配。比照西方做法，前者如開征房產稅、遺產稅、財產贈與稅；后者如開征資產增值稅、高收入階層的累進稅。此外還可以考慮開征奢侈消費稅等等。增加的稅收必須用在中下層身上，要防止利益向少數人集中。

　　巨大的貧富差距將使美國失去未來的十年
　　《經濟參考報》：您在書中談到，美國很有可能將失去未來的十年，那么制約美國經濟未來發展最大的桎梏是什么？美國能否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黃樹東：美國經濟的問題和西方國家一樣，實際上就是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導致總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由于缺乏有效解決的體制，所以進入了經濟的長期停滯和社會的全面危機。
　　美國的貧富懸殊有多嚴重？根據最近的人口統計資料，大約有5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462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等家庭的收入在2010年退回到1996年的水平，而男性工人的實際中等工資退回到 了1976年的水平，最富有的20%的人擁有50%的工資收入，而底部的4 0 %的人則只擁有工資收入的20%。無權無勢的中下層處境日漸困難。
　　美國從反危機以來，采取的就是救市而不是救實體經濟的做法。金融市場是穩定了，但是，經濟當中的深層問題根本沒有解決。許多數據顯示，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中產階層生活越來越艱難。救市的結果是富有階層的財富暴漲。當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呈天文數字上漲的時候，美國社會的天平卻沒有公正地向中下層傾斜。
　　過去，西方依靠債務擴張來掩蓋這個問題。現在債務擴張的道路走到了盡頭，消費疲軟成了結構性問題。一般來講在這種情況下，增加政府支出是對付總需求不足的有效辦法。但是，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同樣債務累累。
　　為此，美國一方面需要增加富人稅收支撐必要的社會支出，減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需要通過增加就業提高中下層可支配收入，來解決總需求不足的問題，通過增長解決目前的困境。一味削減公共福利開支，只能導致總需求的進一步萎縮和經濟停滯。如果美國能做到以上幾點，還是能逐步走出目前的困境。但是在金錢控制政治的情況下，很難做到。所以，美國有可能面臨長期的停滯和低增長時期。弄不好，失去的可能不只是10年，而是更長的時期。

　　收入分配不公是美債和歐債爆發的根本原因
　　《經濟參考報》：有西方學者認為，造成此次歐美債務危機的根源是社會福利支出太大，國家不堪重負，您認為美債和歐債危機的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公。那么如何才能解決當前的困局？
　　黃樹東：那種認為歐美債務危機的根源是福利社會的觀點是片面的。事實上二戰以后，西方國家的福利社會通過二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勞動者相對貧困和生產無限擴大的矛盾，挽救了資本主義。所以危機根源并不是福利社會，而是收入分配不公。
　　本來福利社會是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出現了一個擴大分配不公的潮流，就是大幅度降低富人的稅收和降低中下層的工資。政府稅收相對減少，為了福利社會，只好借債；中下層為了維持生活需要也只好借錢，寅吃卯糧。福利社會逐步建立在債務基礎上。于是就出現了這個債務危機。危機以前，這個債務擴張過程，掩蓋了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的總需求不足。這條路走不通了，于是總需求不足就浮現了出來。
　　現在西方為了解決債務問題有兩個選擇：要么拆散福利社會，在如此嚴重的貧富懸殊背景下，這將導致經濟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總需求日漸萎縮；要么維持福利社會，這就需要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否定過去幾十年富人減稅的道路，否則，債務問題將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所以，西方真正拯救自己，不是拆散福利社會，而是扭轉富人減稅的局面。
　　歐洲債務危機的走向如何？這是一個需要專門討論的問題。簡單地說，歐洲目前的做法，如不改弦更張，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