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不少國家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經濟不景、財政拮據，人們尋求破解財政危機之良策的愿望尤甚。置身于發展轉型、結構調整背景下的中國行政系統，正在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進程。如何有效地控制行政成本、高效低耗地開展公共行政管理活動和提供公共服務，業已成為我國政府機構和公共部門亟需加以解決、卻又難以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值此之際，商紅日教授翻譯的上海譯文版的《政府的價格》一書
“應時而出”，當屬公共行政管理學界的一件盛事。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要求本人作一短序以為推薦，余欣然受托：一則以先睹為快，畢竟戴維？奧斯本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本風靡一時的《改革政府》一書的作者之一；二則以求獲新知，期望從中得到新的啟迪與思考。
環視當今歐美諸國行政系統的運作情形，每當政府機構與公共部門為公共財政危機所困擾時，人們通常都會對行政系統的決策者給出兩個備選項作為抉擇：或是削減機構、項目和開支，或是提高稅收增加預算。于是，機構經常聚散離合，經費隨時消長盈縮；形式運動周而復始，財政困境依然如斯。這一“循環圈”現象在許多國家的行政改革中幾成常態。對這種機構與經費“少了多一點、多了少一點”的時增時減之現象，我國行政學者曾以中國式的幽默戲稱之為“扭秧歌”：“5
6 5 6 i 6
i……（少了少了多了多……）”。顯而易見，“兩極徘徊”式的傳統行政革新范式亟需超越。《政府的價格》一書給我們展示了實現這種“超越”的可行性：將政府價值“具象化”為政府的價格，通過行政相對人購買服務、改變預算流程、實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注重價值控制和結果效能等方式，讓政府開支實現相對的成本最小化、價值最大化，進而有效應對公共財政危機。
一如《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的寫法，作者通過對一個個具體案例的透析，提出了一條值得不懈地探索前行的新路徑。書中提及的以駱家輝（Gary
Locke）為州長的華盛頓州政府應對2002和2003財政年度財政危機的做法，頗能引人深思。當時，財政年度剛過半，入不敷出的危機已然顯現。為此，州政府不得不削減15億美元，并減少1340個就業機會。此舉立即招致公眾的不滿，信任度和支持率的下降令州長倍感苦惱。今后如何走出這個“迪萊默（Dilemma）”兩難困境？公共戰略研究所建議為“效果”而做預算，即從公民所希望的結果出發，預算不要基于去年的開支，而要基于大多數公眾的需求。州政府采納了這個建議，“結果導向的預算洞開了一扇門，駱家輝州長全力以赴拖著他的州通過這扇門。其目的不僅為了省錢，而是為了樹立戰略思維和實施更大的改革，這將有助于政府花更少的錢辦更多的事。”
該研究所為州政府做了新的設計，即首先要搞清楚：實際的問題是短期的還是長期存在的；公民情愿接受的開支是多少；公民希望政府用他們的錢做什么；產生這些結果州政府將花費多少。在此基礎上，實行“流程再造”：即界定問題、政府的價格定位、確立政府的優先事項、在優先事項之間配置資源、為每一個優先事項制定采購計劃。在整個運行流程完成之后，實行行政相對人（公民）對自己向政府所支付的代價是否物有所值的認可度調查和績效考核。
由此可見，這種“結果導向的預算”，體現了政府與公共部門在一定年度計劃期限內不是以形式上的時增時減、而是以實際結果與效能為價值尺度來進行預算安排，包括資金投入方向、預算執行活動的規模和順序等——亦即“效果（效能、結果）導向控制型”預算。依據戴維？奧斯本、彼得？哈欽森的描述和闡析，之所以提出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政府的價格（The
Price Of
Government）”的概念，實際上是通過“效果導控型”預算方法將抽象的“政府價值”具體化為“政府的價格”。這里所說的“價值（Value）”，主要是指一種具有衡量意義的“尺度”，即衡量和評價行政行為有益程度的尺度。如公共管理活動中某項工作價值較高則說明其有益程度高、有利因素多、工作效益大；反之，則說明其有益程度低、有利因素少、工作效益小。價值的具體表現是價格，“政府價值”尺度的量化和具體化，即為“政府的價格”。具體而言之，作者運用“政府的價格”這個概念，就是要求政府和公共部門根據行政相對人的需求確定“政府優先事項”，以“效果導控型”預算方法確定行政相對人支付代價（預算資金），購買政府與公共部門的高效公共服務，并通過價值控制和效能稽考充分實現一定限度內政府開支的價值最大化，然后在行政相對人對所支付代價形成價值認同的基礎上真正實現“政府的價格”。
畢讀之后，掩卷深思。本人以為，《政府的價格》一書的主旨并非僅僅是為擺脫公共財政危機而提出一個權宜之計。作者寓以深意于其中的一個觀點是，面對行政機構“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和財政預算“削減－增加－再削減－再增加”的怪圈現象，讓行政相對人、政府與公共部門共同來摒棄傳統的“趨極”思維和方法，再造一個全新的“效果導控型”的預算流程，進而在使公民享受到優質公共服務的進程中充分地體現“政府價值”、兌現“政府的價格”，真正揖別財政危機，實現有效政府（無所謂
“大政府”或“小政府”）、有效財政（無所謂“緊預算”或“寬預算”）的價值。
對于正在努力適應時代發展的經濟必然性要求、努力為公眾提供低成本高質量服務的中國行政系統而言，這是一個頗具啟迪意義的新思路。公共行政管理的制度與行為是從屬于一定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關系物，而經濟關系的領域則是決定性的因素，行政系統全部運作活動變遷的終極原因在于各時代的經濟必然性因素。政府與公共部門管理活動自身即帶有反映社會經濟必然性的特點，必須依循和體現節約、經濟、精干、高效和控制行政成本的原則，從而達致客觀上的經濟必然性要求和主觀上的行政主體精簡高效的有機契合，這是我國政府系統、公共部門與公共行政管理學界的一個共識。運用《政府的價格》一書所倡導的“效果導控型”的預算方法，將有利于我們實際地、而非形式上地控制行政成本額度，注重預算執行結果的有效性（價值），把有限的財力資源集中用于公眾關心的優先決策目標執行過程的主要環節上，并根據執行過程中的信息反饋來調整公共管理各部門的資金分配額度，確保有效項目得到有效經費保障、重點工作得到重點財力支持。同時，這種新的預算方法及其與之相應的“效果導向并控制”的理念，將有裨益于推動政府機構與公共部門的行政管理活動進一步沿著節儉、經濟、規劃合理和講究效益的軌道前行。
是為薦，是為序。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