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改革政府》一樣，《政府的價格》帶給我的是震撼和驚奇。震撼的是，沒有高福利拖累的美國同樣面臨財政黑洞和可持續困境。驚奇的是，《政府的價格》作者提出了根本的解決之道。結果導向的預算也許不是唯一的解決之道，甚至不一定是最佳解決之道，但它體現了直面現實的勇氣、可貴的探索求新精神，并且被實踐證明切實有效。
    最近一段時期，政府債務危機、財政黑洞日益成為一個熱門詞匯，相關亂象時刻沖擊著人們脆弱的神經。歐洲國家首當其沖：希臘創下了歷史紀錄的3000億歐元國家虧空，意大利的債務水平超過了1.2萬億歐元，兩個國家在緊縮財政的同時，“砸鍋賣鐵”高調出賣島嶼，但依然給人以杯水車薪之感；英國新聯合政府將在所有政府部門削減25%支出，這意味著公共部門5年內將裁減大約60萬個工作崗位，留任公務員則面臨養老金、薪金和福利的縮水，因而公務員正在醞釀一場“飯碗保衛戰”；法國政府針對退休金體系2030年將面臨的700億歐元資金缺口，考慮把法定的60歲退休年齡提高到62歲或63歲，同時把勞動者領取全額退休金所必須繳納退休金的年限從40.5年提高到42年，結果引起數百萬人參加的罷工和抗議；……“政府破產”以前不可想象，現今似乎成為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讓人產生某種“2012”式的恐懼。
    發達國家的財政困境猶如常人（與禿頭對應）頭上的虱子，不是那么明擺著，但誰都能感受得到。平民百姓的無知和漠然可以理解，難道政治精英們也會如此無知嗎？顯然不是！書中支撐“永久財政危機”的數據，大多數來自官方統計。問題癥結在于：出于種種目的，政治家使出渾身解數，使用“比安然首席財務官更多的技巧”掩蓋財政危機的事實，其中許多做法在私營部門使用會面臨牢獄之災。由此看來，《政府的價格》不只是直面現實揭示問題，而且直面政治家揭示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
    由此我聯想到學者的角色。真正的學者應首先定位于批判家，運用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敏銳觀察力，覺察、確認并促使社會廣泛認識到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者都應該是“烏鴉嘴”，只有讓大家共同意識到問題，才會有探索解決之道的努力。當然，烏鴉嘴不等同于“憤青”。
    烏鴉嘴以批判為己任，有時會給人“杞人憂天”的感覺。在數年前一篇文章中，我曾寫了一段文字：“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同樣存在可持續問題，而且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更為重要，也更為復雜。……公共服務尤其社會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特征，公眾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公共服務或福利時無疑會不滿，從而影響到社會穩定。可以設想，當出現資源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剝奪已經享受的服務或福利時，公眾的反應絕不是‘不滿’一詞所能形容的”。文章刊發不久，一個學生提出疑問：在公共服務水平如此低下的情況下，擔憂可持續問題是否有點為時過早？當時我幾乎無言以對，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現在看來，《政府的價格》出版于2004年，當時的財政狀況似乎不那么悲觀，因此該書也有點“杞人憂天”的味道。時至今日，當財政危機形成“完美風暴”的時候，“杞人憂天”行為顯然一點不可笑。本人之所以對中國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杞人憂天”，是因為覺察到一些現實和潛在的風險：薄弱的現有基礎和巨大且日益增長的潛在需求；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巨額債務；可能的經濟波動等。其實我最擔憂的是政府運行機制，其主要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自下而上的響應。前些年，每當中央政府確立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多會層層拔高、層層加碼，呈現出某種大轟大嗡的運動式特征。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恐怕難以擺脫這一“規律”。這樣，發達國家幾十年才進入的社會職能可持續陷阱和財政黑洞，中國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不可自拔。這方面的例子其實已經不少。
    烏鴉嘴、杞人憂天本屬貶義，也許是被震糊涂了，我越來越從中看到褒義的成分。學者應該以烏鴉嘴自居，杞人憂天也應該得到些許寬容和尊敬。杞人式的憂慮不會帶來厄運，但當厄運降臨的時候，真正的學者不會享受“未卜先知”的快樂，只能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內心痛苦。我想這正是良知的表現。烏鴉嘴需要學者的內心自覺，當然也需要環境的寬容。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