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許小年

　　在中國經濟學家群落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也許算是個“另類”。有人說他生性孤獨；有人說他為人直率；有人說他是“體制之外的人”——這讓他能擴大說話的“尺度”；有人說他喜歡將自己與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劃清界限。對中國股市發表的“千點論”和“推倒重來”論，讓他的聲名越出學界，也引出了持久的激烈爭辯。
　　其實，這些觀點只不過是許小年長期觀察、對比分析中西方經濟差異后的表達而已。在教學之外，許小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綜觀他這些年來的思想與言論“建構”，市場經濟理論可說是他最為核心的學術觀點，體現這些思想觀點的，除了之前的《自由與市場經濟》，就是新近出版的這本《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了。這本看似文章結構和文字組織都較為松散和粗線條的近年報紙雜志文章精選集，著重探討“中國應該如何發展市場經濟”。
　　凱恩斯經濟學的關鍵假設是“動物精神”。在亞當·斯密的世界中，已知產品和要素的價格，經濟個體經過理性的計算，會做出讓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決策。盡管并不完全否定決策過程中的理性分析，但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經濟個體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純粹心理因素的影響下，消費者和企業忽然悲觀起來，對未來失去信心，消費與投資意愿下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動物精神”無邏輯可言，幾乎無法對它作有意義的分析，世人無從改變而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并以此為前提，探討應對之策。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對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支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如此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當代凱恩斯主義者沿襲了這層“動物精神”，指責“新自由主義”是2008年金融風暴的始作俑者。在“動物精神”驅使下，華爾街貪婪逐利，金融創新過度，而政府又疏于監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類精神”約束華爾街的沖動，聽任資產泡沫發展，最終釀成大禍。不僅如此，他們還宣稱，泡沫破滅之后，具有“人類精神”的美聯儲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規的市場干預挽狂瀾于既倒，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從而避免了“大蕭條”的重演。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許小年看來，當代凱恩斯主義者“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場”純屬邏輯陷阱，市場經濟中沒有什么救世主，政府官員也是凡人，也會表現出“動物精神”般的沖動。而較之市場上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能給經濟造成更大傷害。許小年認為，美聯儲從2001年開始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進而引發了全球范圍的經濟危機，這正是政府“動物精神”的表現。所以，“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創新，創新提高效率，創新以出色的想象力預見性地開發出新產品，引導消費潮流和技術潮流，甚至帶動整個社會的轉型。創新的主體只能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創新的主戰場只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的辦公室”。
　　不過，許小年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動物精神”，而是其邏輯的不一致性或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場彌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標函數，企業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由此，假設已決定了結論。
　　其實，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于私人部門。每當危機來臨時，政府往往會自塑一種“沒有動物精神”的形象，稱其一切行為，都是為了社會利益。這顯然靠不住，因為政府行為，歸根到底是政府中一些個人的行為。“在東方，權力至上的傳統思維阻礙著公民社會的形成；在西方，民眾具有"動物精神"的信念構成對公民社會的最大威脅……無論何種理由，一旦社會分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兩類人，精英們因血統等特質的先驗高貴而獲得了特殊地位，并因此而主導群氓充斥的市場，市場經濟就會變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蘇哈托權貴資本主義，無約束的強權代替了謙卑的"無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強盛與繁榮之后，幾乎沒有例外地陷入動蕩和戰亂。付出了沉重代價的群氓們不得不懷疑，將自己的命運交給精英們是否明智和值得”。不被具體利益所左右，發言總是基于學理和邏輯，這是像許小年這樣的經濟學家的可愛和可敬之處。
　　從1979年的“初露端倪”到當下的“方案出臺沒有時間表”——醫療幾十年的改革進程一直令人“一聲嘆息”。許小年以經濟學分析作為公共服務行業的醫療領域的“競爭”、“壟斷”等問題，為本書增添了不少看點。他認為，醫院是提供藥品和醫療服務的機構，藥品和服務都是私人品，市場能有效供應，并未失靈，為什么要由政府經營醫院呢？對于私人品，討論哪種政府干預手段更有效是毫無意義的。
　　在經濟學中，導致市場失靈的是自然壟斷，而醫療衛生行業中的自然壟斷現象并不嚴重。自然壟斷的根源是規模經濟，即單位成本隨生產批量的增加而下降，藥品生產和醫療服務的提供顯然沒有什么規模經濟效應。國內一些學者以為需求剛性造成壟斷，這是十分明顯的錯誤。食品需求比看病更具剛性，卻基本沒有壟斷的問題。“和其他行業一樣，對醫療的供給產生最大負面影響的是行政壟斷，人為的行政準入壁壘阻止了資源的流入，使供給長期落后于需求，造成了看病難、看病貴的局面”。
　　現在社會上有“兩股浪潮”，大學生報考公務員與海外移民。這“兩股浪潮”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企業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許小年的論證是，“強勢政府的興起是當前企業家精神衰落最根本的原因”。
　　“市場經濟的主角原本是企業和民眾，而企業的靈魂又是企業家。近年來改革停滯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機構從游戲規則執行者變為游戲參與者，政府各部門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越來越頻繁。” 許小年直言，如果政府官員能意識到，民間的智慧遠在自己之上，尊重并鼓勵民間的創造，將政府工作的重點從參與和管制市場經濟的活動，轉向制度的建設與維護，那我們就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說，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指日可待。
　　當下的中國，正處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時期，鼓勵和促進創新是轉變增長模式的根本措施。而企業家的使命就是創新，此時重提和重振企業家精神顯得格外重要。那么，何以重振企業家精神？許小年認為，需要從政府退出經濟，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弱化官員“造租”和“尋租”能力；民眾理解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這樣三個方面加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