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習慣的話語邏輯中，領導者是一個團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團體的興衰存亡有著至關重要的決定作用。但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芭芭拉·凱萊曼在《追隨力》一書中卻試圖告訴讀者：對一個團體來說，追隨者的重要性一點都不亞于領導者。
　　 眾所周知，希特勒統治德國的時候，曾對猶太人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芭芭拉·凱萊曼在此書中不止一次地探討：“沒有希特勒就沒有大屠殺”的結論究竟是否能夠成立？在她看來，“既然德國人服從希特勒及其黨羽，沒有反抗他們，就意味著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參與了謀殺并造成了傷害。”其實發生在德國的另外一個故事，恰好能為本書的疑問提供一個近乎完美的答案。
　　 兩德統一后，東德守衛柏林墻的士兵因格·亨里奇因射殺一名“叛逃”人員，在1992年受到了審判。亨里奇辯解說：“我沒有罪，我只能奉命行事。”法官回答說：“不錯，你是奉命行事。但你完全可以將槍口抬高一寸。” 二戰前后，那些親身參與屠殺猶太人，或者對屠殺沉默不言的德國人，顯然不能將全部罪責都推予領袖希特勒。追隨者在領導者作出錯誤決策時，俯首聽命或是冷眼旁觀其實都是助紂為虐。通過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案例，凱萊曼很清晰地向讀者表明，即使領導者是一位大權在握的獨裁者，作為追隨者也依舊有作出個人選擇的余地。
　　 在閱讀《追隨力》的同時，我時常會想起《烏合之眾》這本經典名著。勒龐對追隨者給予了頗多蔑視，如他說“群體不善推理，卻急于行動。它們目前的組織賦予它們巨大的力量。”然而另一方面，這也無異于肯定了追隨者在團體中所能產生的巨大作用。如此即不難發現，凱萊曼與勒龐其實恰恰是關注了一枚硬幣的兩面。追隨者既能成為希特勒的幫兇，也同樣可能成為其統治的瓦解者。
　　 近代以來，自由與平等的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信奉，同時隨著領導者獲得權力方式的改變，傳統的等級制度愈發難以維系。一方面追隨者要求與領導者建立平等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領導者為達成自己的目標，也不得不通過協商或加薪來討好追隨者。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商業領域，領導者都在與追隨者分享權力。
　　 對如今的一些政治領袖來說，其實早已不是他們在領導民眾，而是民眾在領導總統與首相。如果說在希特勒的獨裁下，德國人民只能憑借內心的道德勇氣去抵抗暴政；那在今天的民主國家，作為總統或首相追隨者的選民，卻天然有權參與到政府決策中去。追隨者不再是領導者的附庸。在商界，首席執行官雖然是公司的實際決策者，但公司所有權卻在為數眾多的股東手中。在平常扮演追隨者角色的股東，他們一旦發現首席執行官不再值得信任，即可輕易地令其離職。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即使是公司所有者與雇員間，其實也已是一種合作，而非依附關系。
　　 凱萊曼針對這種新型的領導者與追隨者關系，將追隨者劃分為孤立型、旁觀型、參與型、主動型和頑固型五種，系統地總結出他們各自的行為特征，指出具有優秀追隨力的人也同樣能對團體做出非凡的貢獻。根據她的研究，“追隨者對于領導者的重要性大于領導者對于追隨者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一個團體或許能夠失去領導者，但卻決不能沒有其追隨者。優秀的領導者要能使其追隨者的工作更加積極、更具創造性，追隨者則要在貫徹領導者意志的同時，提出自己獨立的思考。
　　 在社會中，我大多數人只能充當追隨者的角色，然而無論如何，我們至少能夠“領導”自身，使我們在團體中發揮獨特的作用。不要懷疑，每一個人都會被自身所處的團體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如果暫時我們無法成為一個領導者，那為什么不嘗試去做一個好的追隨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