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兩大命題。古為今用，是謂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進行萃取、提練、重組、創造，與現代社會經濟與生活進行無縫對接，從而為現代化服務，為中國人的幸福生活服務，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樹立核心標桿。洋為中用，是謂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吸收、消化、利用外來的思想、制度、體制、機制、文化等，納入中國原有的價值體系，逐步成為中國文化經濟生活的有效組分，從而生發出新的功能進而形成新的中華文化，為現代中國的騰飛提供最基本的價值中軸線。
    清末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復興進行全方位的探索，他們基本是圍繞“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兩大主線展開多元探索。當代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完成了國家和民族的獨立任務，正處于民族的復興和文化的復興的過程中。如何利用中華文化歷史資源，如何將現代化的中國的崛起之根深植于古老的文化土壤之中，這是當代中國之“士”的歷史使命。這個使命的完成，才能滿足中國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的需要，才能讓全世界理解、明白、分享中華文化價值。
    標準化、科學化和可復制，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基本“標準”，中華文化要成為世界價值體系的度量標準體系的成分，也需要進行科學化、簡單化、標準化和可操作化的過程。李國旺先生利用現代資本市場估值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其發明的“力量模型”研究方法，對中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儒家學說進行分解、比較、篩選，進而尋找出其核心價值的組分，從而發現儒家文化價值具有可比性、標準化和操作性。為了尋找典型、有利于進行價值“解剖”，李國旺先生特地選擇了儒學中最“簡單”的《大學》“八方力量”進行分析。為了讓現代讀者理解和掌握《大學》的精神，作者將《大學》比擬成上市公司。作者指出，曾子借用《禮記》之殼，《大學》巧妙上市，并在董仲舒的努力下成功地從江湖進入廟堂。作者向大家提示了一個基本的規律，即《大學》的人本精神、人道精神、友好自然、和諧社會的精神，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都是以開放的心態，吸納、消化、重構當時科技水平下的先進的文化和思想。孔孟的周游列國和跨國營銷、董仲舒的吸納百家的精神、諸葛亮以實用為目的而容納多學派的開放心態、程朱和陽明先生對佛道合理內核的吸收，都體現了儒家的開放心態與包容的胸懷。在朱熹的努力下，《大學》成為下層學子進入主流社會的基本教材，改變了《大學》在其出生初期僅為王公貴族服務的歷史格局，從而大大推進了中華文化的文明進程。在現代環境下，中國古典哲學思想不僅需要馬克思主義進行武裝，還需要吸納當代西方最新的人本主義研究成果，需要吸收現代科技成果進行重構，因為只有暢開胸懷吸納當代文明的最新成果，儒家文化才能在與現代化的碰撞、交鋒、對接過程中，取人所長、補已之短，進而形成包容、寬容、大氣的新氣象和新思維，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明進入中國的雙車道的橋梁。
    文明的橋梁，需要文明的載體，文明最基本的載體是人，特別是實踐文明的個體。李國旺先生是知行合一者，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化過程中，密切結合當代資本市場的實踐，特別是他觀察研究中國金融中心上海灘一批金融市場弄潮兒的生活工作和資本市場的投資操作過程，對相關人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考察和展現，將其中的“讀書”生活、投資實踐，以類似“故事”形式，向大家“報告”，這些“報告”是中國古典文化在現代中國傳承和發展的典型案例。
    當然，《大學》本為儒家為擺脫江湖地位，特地向當時的王公貴族子弟提供的“人生發展規劃書”，是培養“君子”治國平天下的基本原則、基本道理、基本方法。據說，現代美國一些大學的培養學生的目標，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者，中國的“大學”未來會否如此發展，還得經過實踐檢驗。但是，“大學”培養追求真理、服務民眾、完善人生，古今中外，可能是基本的宗旨。儒家因為掌握了人生最基本的道理，才能在千年的歷史實踐和百家交鋒中脫穎而出、長盛不衰。李國旺先生作為資本市場的實踐者，在業余時間關心中國古典文化的現代化，特別是吸收古典文化中的合理內核為投資者服務，無意中開辟了國學研究的新陣地，形成了國學研究新的“市場空間”為國學研究“古為今用”進行了新的探索與“定位”。
    基于上述理由，特地向有志于研究中國古典文化與現代資本市場實踐者推薦本書。
    是為序。

（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