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松 出版：機械工業出版社

    《我們向印度學什么》，作為一本經管類大眾讀物的標題，實在有“標題黨”之嫌。很多人可能壓根沒想過“貧窮、神秘、陌生”的“阿三”能教會我們什么，尤其在經濟方面。客觀指標上，我們比印度早開放了13年，我們目前的GDP是印度的將近四倍，我們的貧困人口卻只有印度的一半；論直觀感受，在印式綠皮火車上的親身體驗，其簡陋、臟亂、嘈雜直讓我感到穿越回了中國的70年代；當地鐵早已成為中國大城市的生活方式，09年的德里卻仍是印度唯一擁有地鐵的城市（孟買在建，2012年開通）；德里與孟買的貧民窟占據了城市“半壁江山”，即使讓咱最凄慘的“鼠族”去參觀，大概也能哭著去笑著回……至于企業層面的比較，雖然對印度企業的強大和活躍略有所聞，但親眼所見小企業的閑散和低效還是讓我無法將印度私企和“創造該國85%財富”（前言）的“豐功偉績”“對號入座”。
　　由此可以想象，讀完這本書，我“大吃”的就不止是“‘一’驚”了。不久前剛讀完黃亞生的Selling China，將中國的高額FDI流入作為體制扭曲的一種信號加以闡釋，通過企業的“政治性主從次序”（the political pecking order of Chinese firms），赤裸裸地展現了“中國的經濟起飛了，但中國的企業卻沒有起飛”的局面。正反對比之下，印度的這些私企巨頭取得的成就，便更讓人刮目相看。
　　等被震撼的熱腦袋稍一冷卻，還是發現了本書的一些不足。除了“標題黨”風格不時讓人感到《貨幣戰爭》式思維的“陰魂”；書的主體部分介紹了在軟件業、醫藥業、金融業、制造業、重工業等各行各業頗具國際影響力的七家印度私企的發展歷程，但大多是對其經營規模的概述，資產利潤的羅列及其核心競爭力的歌功頌德式的總結。這些固然可以幫助讀者快速直觀地了解這些公司，但卻更像是登陸這些公司的網站首頁，點擊一個叫做“about us”的標題所獲得的結果；而作為一本書，這樣的平鋪直敘就顯得有些寡淡，精彩不足。至少就我作為一個讀者的偏好來說，我想知道的不僅僅是這些公司的成就體現在哪些方面（what），更包括他們如何得以成功（why）；不僅是核心競爭力的問題，還在于他們是如何在克服重重障礙的過程中形成這些競爭力？
　　比如，考慮到信誠工業創始人德魯拜的創業正值印度政府對各經濟部門嚴格把控的計劃經濟時代，其在“許可證制度的重重限制”、在“股票交易市場在資金監管局嚴苛的監管下，很多公司都對上市敬而遠之”的年代里“把批判者變成自己的‘粉絲’”（P109）而在孟買證交所取得了劃時代的IPO成功，便更顯現出傳奇色彩；或者，再來看勞資關系的問題。書中的確提到了塔塔對員工福利的全面保障以及對員工價值的珍視，但這似乎不足以解釋其如何做到裁員3.3萬卻未引發罷工（裁員畢竟意味著可能無法享受在職的所有優厚待遇）？相比之下，米塔爾鋼鐵收購中亞東歐鋼企后的裁員卻引發了當地工會的抗議，那么，米塔爾又是如何擺平工會，使其“嚴格的安全條例、充滿活力的質量監控以及……供應商之間的物流溝通”真正發揮作用？而又是什么樣的勞資糾紛，才能嚴重到信誠ADA的員工要謀殺總裁阿尼爾？……我們在書中讀到的只是作為結果的、帶著光環的一個個標志性事件，但如果其中驚心動魄的種種過程也能躍然紙上，相信不僅能使書變得更精彩，也會更方便中國企業從其經歷中學習、借鑒。
　　讀完了七個加長版的“about us”，本書的最后一章才真正讓我眼前一亮。作者從創新精神、跨國并購與人才培養三個角度總結了印度私企的成功經驗。相形之下，我國私企的“發育不良”便“慘不忍睹”了：就創新能力而言，我們的私企既缺乏“掌控創新進程和速度的系統性方法”，有沒有“吸引并保留頂尖創意人才的能力以及鼓勵創新合作的機制”（P218）。作者將印度私企的創新精神分解為國際競爭與綜合理念等原因。以此對照中國，則“政治性主從次序”（再次借用黃亞生的術語）帶來的對低效國企的偏愛與縱容以及對私營企業的歧視與限制直接導致了后者國際競爭力的缺乏；而印度企業圍繞核心競爭力這條主線展開技術、管理、服務、市場綜合創新的理念，更是比國內動輒將創新等同于東一槍西一槍地建造科技園區的心態成熟不少；我們一味地倡導提高科技競爭能力，卻很少就與西方企業形成合作、分工進行思考、規劃，而印度企業卻早早地參與國際合作，“用較少的研發投入獲得較大的市場份額和利益”、“減少了自身承擔的風險”（P220）；同樣是鼓勵企業創新，在中國還停留在口號層面時，印度卻早已給企業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稅收減免的激勵：比如，“如果將企業營業收入的2%用于研發，就可以不再繳納‘研究開發稅’”（P221）……
　　一言以蔽之，與其說是“為中國企業全面引入印度企業的經驗”，我認為更應該反思、學習的是中國的政府：學習印度放開對私企的束縛，成為私企國際競爭的后盾。從人才的角度來看，除了英語水平確有差距（比如中國銀行的客服很可能連什么是bank draft都不知道，由此，姑且推斷中印在掌握英語的高端人才方面尚有差距），中國企業家在勤勞、創新、敏銳、靈活等方面都不見得比印度同行差。市場經濟本就是適者生存。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在層層（政治）桎梏下摸爬滾打地壯大，又為什么不能相信，更友好的融資環境、更簡便的行政程序、更有導向性的政策優惠照樣可以幫助它們在更大的舞臺上斬獲一席之地？
　　如今，印度的主流媒體幾乎“天天喊超越中國的口號”，用各種靠譜或不靠譜的預測試圖說明印度的GDP增速何時超越中國，中國的人口紅利何時終結，等等。如果就此復發“被害狂想癥”，似乎有失中國“泱泱大國”的“體統”；但若就此擺出一副“G2老大帝國”的姿態而對現有制度不做任何反思，則越來越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領導下的“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之后果幾乎也可想而知。當這樣一本系統介紹印度私企巨頭在國際化潮流中發展壯大之經驗的著作呈于眼前（盡管不夠深刻豐滿，但卻充滿誠意），我們的政府，是否也可以此為契機，認真地向印度學習如何釋放私企的活力——至少首先不去人為地施加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