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德代爾堡的民權運動領袖在最近幾年里使新的印花覆蓋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地區。現在，爛醉如泥的沖浪者和喧囂的大學生已不多見了，他們被新開的咖啡館和高檔酒店從沙灘上搶走了。20世紀70年代的大學生現在也已為人父母，手頭有錢花了。這個城市像一棵棕櫚樹那樣倒向了金錢一邊，被拋光、清洗和上漆。跟所有的旅游目的地一樣，瞥一眼這些顯眼的印花，就能了解一點其內在的俗艷。雖然城市里老一輩的人可能會更喜歡畫廊，坐落在沙灘上的卻是T恤店，因為人們想買T恤。
海灘附近的沃爾格林藥店出口處有一只盛放T恤的大箱子。它被放在這兒是因為主人希望以此吸引從藥店里出來的購物者，而且這個方法的確奏效：幾乎每個路過的人都會翻這個箱子，哪怕只翻1分鐘。箱子里裝了上百件T恤，每件5.99美元或兩件10美元。所有T恤都印有一個關于佛羅里達的主題—貝殼、鮮亮的魚或棕櫚樹。
我把手伸進去，拽出了一件T恤。這是件白色的T恤，印有火紅的鸚鵡，下面是“佛羅里達”字樣。我走到收銀臺付款，然后走出藥店，來到太陽底下，透過包裝紙看著這件T恤。
“就是你了。”我想。
回到華盛頓，我從聚酯袋中取出這件T恤，看著標簽。上面寫著“謝里制衣廠”，下面是“中國制造”。我在搜索引擎中鍵入“謝里制衣廠”。幾分鐘后，我就接通了該制衣廠總裁加里·桑德勒的電話。“當然，”他說，“來吧。從華盛頓到我們這里來的拜訪者不多。”
謝里制衣廠位于邁阿密的老工業區，這個離機場不遠的工廠與倉庫看起來有點荒涼。加里·桑德勒有著被佛羅里達的陽光曬成褐色的皮膚，非常友好，對大學教授有一種善意的懷疑態度。他沒有絲毫傲慢，但明顯對他和他的家族事業感到自豪。他辦公室的墻上掛滿了他的孩子和他的銷售團隊的照片。
加里的父親昆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就成立了謝里時裝公司，這家公司是以昆廷的大女兒命名的。昆廷從獨立批發商起步，他沿著海灘，走進一家又一家商店向店主推銷小紀念品。在旅游季節，他通常去紐約提貨，然后回到邁阿密兜售他的商品。那時和現在一樣，人們喜歡在度假時購物，特別是購買紀念品。昆廷發現有熱帶主題的小物件兒在來自美國北部的觀光者中尤其受歡迎。
20世紀50年代，“可穿的”紀念品選擇很有限，度假者通常想帶些小紀念品回家，而非服裝。然而，昆廷發現他最受歡迎的物品之一是一條方巾—一條印有佛羅里達主題的棉布方巾。這條方巾跟那個時代的許多旅游工藝品一樣，在日本生產及印花。不久之后，謝里時裝公司發現它處于一個經典的批發商的困境，即利潤得從供應商和零售商之間擠出來。1955年，昆廷·桑德勒拋棄了他在紐約的供應商并在邁阿密開了自己的紡織品印花廠。謝里時裝公司搖身變成謝里制衣廠。
20世紀70年代中期，加里·桑德勒從大學輟學后加入了父親的公司，并且在1986年成為總裁。1999年年中，桑德勒的外甥（謝里的兒子）承擔起公司日常運營的責任，總裁職位傳到了第三代。
如今，謝里制衣廠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印花T恤生產廠。它仍然以旅游貿易為核心。在基韋斯特、佛羅里達、德納里山、阿拉斯加以及其他許多旅游景點，還有歐洲，都有謝里制衣廠的T恤出售。謝里制衣廠的設計師為每個旅游市場設計主題，而這些主題會在邁阿密的工廠中被印在或繡在T恤上。
無印花的白T恤（還有沙灘毛巾和棒球帽）的存貨裝滿了謝里制衣廠的一個兩層的倉庫。這些未印花的貨物會被從貨倉送到印花機旁，印花機就像矗立在貨倉旁邊的摩天輪。工人把每件T恤在輪輻的平直端上滑過，這樣的翻轉差不多有14次。每次輪子一停，就有一種不同的顏料從絲網上的微孔中噴出。當T恤回到印花機的初始點時，一位工人把它扯下來傳給另一位工人，然后把它平放在干燥傳送帶上。另一位工人把它從干燥傳送帶上拾起后，再將它放在第二條干燥傳送帶上，該傳送帶將T恤傳送至一條管道并將其從管道另一端拋出來。T恤被折疊整齊，不過它不再是T恤，而是一件紀念品。
堆在手推車上的T恤印著誘人的沙灘、高山、摩天大樓和冰川的圖案。每件T恤都讓人身臨其境，人們會穿著它回家。你穿過臨近工廠的貨倉就像看旅行紀錄片，對具有探險精神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凡是去T恤所到的地方你都需要防曬液，但是在它們的出生地，你只需看看T恤就行了。
加里·桑德勒從墨西哥、薩爾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國、哥斯達黎加、孟加拉國、洪都拉斯、中國、巴基斯坦、博茨瓦納、印度、中國香港地區和韓國購買T恤。2008年，在我和加里再次進行交談時，T恤的生意比幾年前難做很多：競爭，特別是來自其他國家的競爭更加激烈，邁阿密的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變幻莫測，外包業務更加復雜。另外，經濟增長放緩已經嚴重地影響了旅游業，這反過來又影響了謝里制衣廠的生意。
我的T恤來自中國。它可能于1998年年底從上海出發，幾周后到達邁阿密的港口。這件T恤總共花了桑德勒1.42美元，其中包括24美分的關稅。它是1998年在美國服裝進口配額體制下從中國進入美國的約2
500萬件棉T恤中的一件。這件T恤的旅程見證了經濟力量克服障礙的能力。要來到這兒，這件T恤要擊敗美國紡織與服裝業和美國南方的國會議員，還要克服迷宮似的讓任何人都望而卻步的關稅與配額體制，但是加里·桑德勒不怕麻煩。盡管美國國會、工業領袖和議員竭盡全力阻撓，盡管有配額和關稅的存在，還是有價格最低廉、質量最上乘的中國T恤進入了美國市場。
中國是個大地方。我問桑德勒，T恤到底來自哪里？桑德勒搜遍了他的名片夾，從中抽出了一張。名片上寫著
“許召敏（音譯）先生，上海針織廠”。
“打電話給他，”桑德勒說，“他是個不錯的人。他會告訴你一切。”
“許召敏。”我設法朗讀出來。
“不，不，”桑德勒說，“他的美國客戶稱他為‘帕特里克’。”
我邀請帕特里克·許和他的夫人在他們到美國旅行時參觀華盛頓，他們接受了我的邀請。
帕特里克·許的業務跨越了東方和西方，窮國和富國。他每年都到美國旅行兩次以上，拜訪老客戶和開拓新客戶，關注西方的流行趨勢，把美國人的想法帶回工廠。盡管帕特里克樂意把白色的T恤銷售給像加里·桑德勒這樣的老客戶，但他對上海針織廠生產的白色T恤的前景并不樂觀。來自工資更低的國家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競爭太多了。他認為，用不了多久，他的來之不易的客戶將會從其他地方購買T恤。帕特里克正試圖把價值鏈提升到如毛衣這樣的花哨商品上。
在1999年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帕特里克說：“到中國來，我帶你看這一切。”
我想了解整個故事。他能讓我看生產T恤的地方？能。那么生產布料的地方呢？當然能。我想進一步試試我的運氣：那么織布用的紡錘呢？紡紗廠呢？當然，他都能安排。但是，這可不是故事的開端。棉花呢？為了講述我的T恤的一生，我必須從其發源地開始。我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產地之一。我能去農場看看棉花是怎么生產的嗎？帕特里克看著這件T恤，說：“好，也許會有困難，我想棉花種在離上海很遠的地方，或許在得克薩。”
“得克薩？得克薩在哪兒？有多遠？”我問道。我把桌上的地球儀轉到中國那邊。他能在地球儀上指給我看得克薩嗎？
帕特里克笑了。他接過地球儀將其轉到地球的另一邊。“這里，我想它生長在這兒。”我順著他的手看去。
帕特里克指的是得克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