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偉 楊帆 劉士文 出版社：中國經濟出版社

    近年來，“重慶模式”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概念。之所以熱門，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方面，關于重慶的近幾年治理實踐，究竟好不好、能否持續，這在國內外是有強烈爭議的。由此產生的不同看法，并不是某些官員所稱的雜音、來源于“極少數人”。通過《重慶模式》一書，我們可以發現，對此概念持批評態度的人及其提出的觀點，有許多來源于對重慶各領域發展情況的不了解。
    這絕不是說，重慶有關方面沒有開展政策營銷、讓外界人士無法認知了解。有所偏見和誤解的不少學者、媒體人、網民及其他人士，確實需要反省，警惕那種不愿了解和深讀、隨意輕率嘲弄的思維邏輯。
    問題是，為什么會有不在少數的人，下意識（無意識）的不相信“重慶模式”呢？這其中有沒有模式本身與經濟、社會、文化規律的錯位，讓人無法相信、接受和贊賞？又或者，本來做對了某一件、某一些事，而因為政策營銷傳播基調、話語方式過于突兀，造成質疑？
    另一方面，重慶模式，是否意味著一種可供復制的“問題解決模式”？換句話，重慶市近幾年所推行的各項改革和施政，究竟能否推廣到整個中國；重慶能否如深圳、上海浦東過去所做的那樣，擔當起中國國家轉型的改革試點角色。這是基于“重慶模式是正確的”前提下提出的追問，也是《重慶模式》一書要想自圓其說所必須解答的問題。
    《重慶模式》這本書的基本意義，就在于能使人更為全面、客觀的看待重慶改革發展的政策方向和內容，認識到分別引起過國內外熱議和批評的各項“新政”的連接關系，進而理解到許多政策（制度安排）的緊迫性、必要性和獨特價值。譬如，重慶為消除地理、物流劣勢，對產業分工進行垂直整合，改變了沿海地區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的模式，創新發展出富有重慶特色的“一頭（原材料）在內，一頭（銷售）在外”方案，實現配套物流成本最小化，使得信息產業集群迅速崛起，震驚全球業界。其間的創新思路和力度，頗值得國內其他地區借鑒。又如，重慶在培育國資、國企做大做強的過程中，使之承擔起改善民生的責任（如公租房），做出了國內其他特大城市、大城市沒能做到（不愿去做）的成績，也是發人深省的。
    書中承認“重慶模式”有亟待完善加強的地方，較為簡略的談到，“民主建設對于重慶有特殊意義。重慶經驗，主要是薄熙來書記領導下取得的，他個人因素起著關鍵作用……但長期來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領導人……應主動進行民主的試驗。只要按法律行事，民主發展就不會影響社會穩定，而是真正控制腐敗的制度屏障。”
    在筆者看來，《重慶模式》這本書比較出彩、能引起讀者興趣、發揮出幾名作者才智水平的章節，當屬第四章（經濟開放、招商引資、產業整合）、第六章（城鄉統籌）和第八章（民生導向）。而對于“重慶模式”本身引起爭議最大的一些內容，基本沿用官方措辭，不僅顯得親和性、靈活性、說服力不夠，而且也未能妥帖的與經濟、民生工作整合在一起。
    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綱領都強調“民主”之于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這本書既然提到了“民主”，卻僅僅一筆帶過，未能務實全面的解讀社會主義與民主、當代社會主義社會下的民主、全球化視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幾大根本性命題，以及這些命題與“重慶模式”正確性、生命力的關系，這才是最讓人遺憾的。
    而滿足當代任何社會體制形態下人民知情權、監督權，體現最基礎民主的預算公開問題，書中也未提半句，頗讓人不解。如今，無論是“重慶模式”的支持者，還是因各種原因而形成的批評者，都贊同這種模式培育出一個強大的地方政府，及其支配公共資源的能力。如果沒有預算公開，筆者不相信單靠“唱讀傳講”，就可以遏制三公消費，以及地方政府、國資國企出現錯誤決策、低效率運作的情況。事實上，如果“重慶模式”能夠添加可操作的陽光政府、陽光財政、陽光國企（國資）等內容，并將制度創新付諸實踐，才可能保障地區長期快速發展、穩定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