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對中國問題的一系列著作，都很富有啟發性。他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曾讓我受益良多，這次新著《保衛社會》出版，也是一本值得讀者思索的著作。
　　“保衛社會”這個提法有些突兀。實際上，我理解鄭永年對“社會”這個詞的界定，是與“國家”或者“政府”相區分的。從這個年度，我們可以去看鄭永年這本新著《保衛社會》的主要觀點究竟是什么。
　　《保衛社會》一書中收錄，作者發表于本世紀初的文章，針對的，是這十年中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應該說，21世紀的前10年，中國內地的經濟欣欣向榮。但這并不是說，沒有問題。
　　鄭永年說，以GDP為中心的經濟增長破壞了中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不僅造成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瓶頸，內需始終無法打開；而且意味著貧富分化和收入差異，社會正義和維護這種正義的制度手段都將得不到尊重，獲利益者也會感覺到不安全。要實現正義或者表面上的正義，靠“到點自行掉頭”，看來希望渺茫。
　　評估具體“社會”安全，就必然要找尋具體的切入點，譬如住房保障、房價、房地產問題。鄭永年認為，中國房地產問題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政策定位錯誤。中國將房地產定位為純粹的經濟政策，卻并沒有相應的社會政策為之護航。由此，所以，他痛斥房地產不僅綁架了中國經濟，使得調控部門也變成了只對房地產行業利益服務的單位，使得土地財政驅動下的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成為得利者。這一房地產政策，數年下來，從根本上弱化甚至解構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基礎，讓年輕人失望，使得社會的幸福感低落。在他看來，地產問題并非無藥可解，如新加坡等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早已提出和成功實踐了以公共保障住房為主體、商品房開發作為補充的房地產政策，也有許多國家是從放任房價成功實現轉型，成功拯救“社會”和中產階級。
　　在《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和諧社會》一文中，鄭永年同時批駁了“市場萬靈論”和“政府萬能論”。鄭永年在文中指出，在改革開放后較長時間內占據政策舞臺的市場崇拜者，和近年來在學術界興起的政府崇拜者們，在進行話語權和影響政策導向問題上的激烈辯論時，多停留于教科書式的討論，觀點多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兩種觀點和政策建議套路中都對社會健康建設重視不足。他在隨后多篇文章中通過對歐美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史的回顧，集中駁斥了“市場萬靈論”，指出“在重建社會的過程中，政府是站在社會這一邊的，目標是消除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對社會共同體產生的惡性影響”。同樣，“政府萬能論”也不值得信任，可視為“一個硬幣的兩面”。
　　無論是“市場萬靈論”，還是“政府萬能論”，我們從中都可以讀出一個尷尬。那就是，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市場萬靈論”下，如前所述，房地產的畸形高價，使得中產階級喪失了對于房地產的消費能力，從而使其生活質量與幸福感大幅度下降。當然，地產，僅僅是一個最受關注的話題。沒有疑問的是，“社會”在“市場萬靈論”下所受的壓力，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