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連奎 出版社：電子工業出版社

    《中國大形勢》的作者高連奎是“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的提出者。照他的設想，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有兩個辦法：一是通過政府指令來抑制物價，其次是政府通過稅收等間接手段來影響物價。前一個辦法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過，容易造成市場要素價格的扭曲，不宜再實行；而后一類方法是政府主要依靠市場手段完成，生存必需品的價格降低了，民眾就可以擺脫總是為生存而奮斗的狀況，而專注于自身的發展。他認為，用經濟手段解決民生問題，這類方法在中國是可行的。
    在《中國大形勢》中，他更非常明確地指出：“要想民眾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民眾有錢，而讓民眾有錢，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提高民眾的收入；另外一種是降低商品的價格，從而相應地提高民眾的購買力，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種方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采取的是第二種方式。” 為此，作者嚴厲批評了某些人華而不實的花招。這些人耍花架子，無異于給中國經濟投毒。
    按照作者的本意，提高民眾的收入有兩個辦法：一是減少資本收入在總收入的比重，增加勞動收入在總收入的比重；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勞動者單位時間的產出，從而增加勞動收入。前一個辦法呼吁多年，由于資本的抵制，未見成效。后一個辦法是資本與勞動雙贏的辦法，應該易于實施。
    另外，提高勞動生產率與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主張也是相輔相成的，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也可以達到降低物價，降低生存成本的目的。發達國家的經驗說明，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時間——價格下降——勞動收入增加——民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改善這樣的良性循環，是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
    世界經濟發展的本質，其實也就是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民眾生存成本不斷降低的過程。19世紀，人類進入了工業經濟社會，擺脫了經濟長期停滯的狀態。進入20世紀，以美國福特汽車生產模式為先導，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生產物質產品的能力大大提高。福特公司實行了標準化生產，采用了生產流水線技術，使用了泰勒管理法，勞動生產率因之大幅度提高。1913年秋，福特公司組裝一輛車需用12小時28分。1914年春，使用流水線之后，裝配一輛新車只需1小時33分。 福特此舉，既增加了汽車的產量，又減低了價格，使汽車從此成為大眾消費品，而不再是奢侈品。正如熊彼特所說，“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織品與人造絲織品、鞋、汽車等等，才是資本主義的典型的成就”，“伊麗莎白女王有絲襪。資本主義的成就一般不在于為王后準備更多的絲襪”，而在于“使絲襪成為女工能夠買得起的東西”。
    問題來了。明明白白的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為什么到了在中國，會變得這么難？中國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究竟該從哪里突破？本書的主干正在于此。且看作者的分析。他認為，首先中國掉入了低勞動生產率陷阱，其次是早期的中國不重視經濟國防，中國的產業升級被外資遏制，再就是長期以來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陷入了發展誤區，他們的一些討論不是從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律出發。還有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缺乏相應的統計體系，至今還沒有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為經濟發展指標。
    有人可能以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收入會造成失業。最近，當社會上增加勞動收入的呼聲日漸高漲之時，就有人以防止失業為借口表示反對。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看，這個觀點極為荒謬。
    作者提出，為了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在總就業水平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可以這樣設想：第一，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減少勞動時間。勞動者的閑暇時間增加，可以接受教育，參加體育和娛樂活動，提高素質，同時促進了相關產業，主要是服務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第二，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增加勞動收入，擴大消費市場，促進消費品生產，再度增加了就業機會。第三，提高勞動生產率能減少生產成本，從而壓低產品和服務價格。勞動收入不再僅僅滿足生活需求，應該還有剩余，增加可投資的資金。此時便能擴大生產規模，再進一步增加就業機會。如此，雙管齊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路徑就能形成社會各階層共贏的局面，謀求社會和諧就不會再是奢望。
    應該說，作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出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兩個辦法，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切中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