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以民生為首。但辛亥革命后中國是長期的動亂與戰爭，民生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改革開放以后的30年中國高速發展，解決民生問題有了基礎，富民問題仍然受人關注。關于富民的著作汗牛充棟。王一江教授的《民富論》提出了“民富為先”、“民生為本”、“民企為重”的觀點，我們且把這種主張概括為“新三民主義”。
　　“民富為先”就是首先要弄清楚“民富”與“國強”之間的關系。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宣揚“以民為本”的儒家思想，但歷代奉行的卻是“強國弱民”思想。歷史上那些被稱為光輝的時代，無論是“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都是“國強民弱”的時代。在強盛的帝國背后，是多少人在忍受貧窮。而對“國強”的崇拜又衍生出“大河有水小河滿”的觀念，把“國強”放在“民富”之前。《民富論》首先顛覆這種觀念。書中說，“個人追求財富之增加，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國民致力于通過創造財富而使自己致富的社會，能成為富足的社會”。
　　這就是說，“大河之水為小河之和”。即，國家財富為個人財富之和。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只有讓他們為自己的致富而努力，才有國家的富裕與強大。因此，從順序上應該是先富民，然后有國家的富裕與強大。國家的首要任務不是與民爭利，而是通過立法、擬法與收入再分配，為個人致富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每年GDP平均增長9.8%%，人民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了。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社會福利的欠缺，究其根源還在于“唯GDP”論。其實，GDP是用來“強國”，還是用來“富民”，仍然還是一個問題。王一江的第二個觀點是“民生為本”，也就是不僅僅追求GDP，而且以“富民”為本。“民生為本”涉及許多問題。《民富論》重點涉及兩個問題：社會福利保障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福利是政府給貧困人口的一種“免費午餐”。但社會福利不能簡單理解為給窮人以“魚”，而應該更強調給窮人以“漁”。即給窮人自我脫貧，甚至致富的能力。當前，更令人關注的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我們說的“富民”是富所有的人，不是富少數人。所以，要實現“富民”，不僅要把“蛋糕做大”，即，增加國民財富，而且還要把“蛋糕切勻”。即，實現收入分配的平等——這里所說的“平等”，不是每個人收入都相同。每個人的能力不同，對社會的貢獻不同，收入有差距是合理的。但收入要與貢獻相關，成正比，反差不宜過大。我們現在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成為問題，一是收入高的人不一定貢獻大，二是收入差距過大。
　　對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王一江認為有四個原因，即，年齡周期、發展規律、歷史問題(主要是城鄉差別)和體制問題(主要是以權謀私)。他認為，前兩個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由后兩個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過大值得重視。由歷史引起的城鄉差別難以在短期內消滅，但由錢權交易引起的收入差距過大“最不合理，最不合法，最易引起社會公憤和不穩定”。
　　他強調的第三個問題是“民企為重”。“民企為重”首先是讓民企成為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盡管規模大，有的甚至已進入500強，但它們依靠壟斷地位生存與發展，缺乏創新能力。所以，要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發展，就必須以民企為重，這就是“建立創新型經濟應以民營企業為主體”。而且，在民企中往往是“中小企業決定國家命運”。
　　王一江的“新三民主義”構成了一個“富民”體系。“民富為先”是解決認識問題，“民生為本”是政策的導向，“民企為重”是發展的方式。按這條路線發展下去，中國完全可以在“富民”的基礎上實現“強國”。當然，“知”與“行”之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過去，我們在“知”上不清楚，總把“強國”放在“富民”之上，今天即使改變了這種認識，真正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民富論》一書的作用就在于解決“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