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我們完全不了解以色列，在央視《新聞聯播》每次節目的最后五分鐘，這個小國亮相的頻率極高——戰火，沖突，封鎖，以及各大洲各大國勢力交錯其中的外交談判。而以色列更是不折不扣的小國，國土狹小、缺乏縱深、人口不足千萬，包括淡水在內的各種自然資源奇缺；我們可能會下意識的認為，以色列這個國家是很難有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了，更不用說產生多少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事實恰恰相反。以色列人均風險資本投資是美國的2.5倍、歐洲國家的30余倍、中國的80倍、印度的350倍，也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唯一一個風險資本投資獲得大幅度增長的國家；以色列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興企業總數，超過了歐洲的綜合，以及日本、韓國、中國和印度四國的綜合。英特爾的全球研究部門，核心在以色列，酷睿2這樣一個革新產品，也是英特爾以色列團隊的發明成果；以色列也成為谷歌和微軟在人才、技術、獨特商業模式創新公司等方面競爭最為激烈的國度；一向厭惡風險的沃倫?巴菲特，卻在2006年以色列與黎巴嫩開戰后，以45億美元買下了一家以色列的公司，由此打破了他自己延續幾十年之久、不收購任何國外公司的記錄。
　　你并不難發現，以色列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必然與其國家環境有關。以色列面臨外部環境封鎖，無法與鄰近的諸多阿拉伯國家建立正常貿易關系，要撥付大批寶貴的人力資源和資金、物力用來維系軍備，發展大工業不符合安全性考慮。也就是說，發展高精尖、追求開創性和引領性的技術，是以色列科技道路的自然選擇。
　　困境被看成是磨礪一個人、一個組織或一個國家（地區）求存奮發的原動力，也頗符合辯證法。這個理由或許可以解釋以色列，以及國家安全環境與之類似的韓國、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但后二者卻未能在創業創新領域，取得與前者媲美的成就。
　　還有人認為以色列從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扶助，試圖求證以色列的科技創新，也是從美國學來的。不能說這種說法完全沒有任何道理，在以色列建國后數次重大發展轉折的時候，美國政府、跨國公司和風險資本，都對以色列給予了幫助。但我們要清楚一點的是，同樣受到美國庇護支持的國家有很多，也有一些受助國經濟上崛起，但并沒有其他一個例子，能舉出與以色列相比的科技成就。
　　猶太人“很聰明”的概念深深植入人們的內心，或許會有很多人想當然的以為，以色列的發展，正是得益于一群超級聰明的人，在民族復興宏大目標的指引下，以德國式或日本式的組織方式，只爭朝夕的工作著……
　　這種解釋是錯的，而且是完全搞反了方向。世界上恐怕不會有其他哪個國家，能夠比以色列，更淡漠人與人之間的等級觀念。以色列人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肆無忌憚，直接、直率、坦白、自信以至于讓人覺得傲慢和粗魯，他們喜歡爭論，幾乎不會為了對方的面子而留有余地。本文前面提到過英特爾的酷睿2芯片得益于該公司以色列團隊，但誰知道英特爾公司上下的美國人們，當初是多么厭煩喋喋不休的以色列技術員；英特爾公司決策層此前的每一個技術方案，都能被以色列人挑出錯并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一位投資于以色列創業公司的美國投資者認為，如果你適應了以色列人的這種風格，會發現其做法的好處，他們很少在背后編排、議論他人或陽奉陰違抵制工作，你總是能當面知道所有的事情，公司的整體效率實質上是大大提升了。
　　《創業的國度》一書指出，以色列的企業家、工程師受益于穩定的體系和民主國家的法律，也同時受益于沒有等級制度的文化氛圍。這種氛圍，與這個國家獨特的軍事體制有關。有別于美國、中國、歐洲等軍事體的軍隊傳統，以軍的高級軍官最少，鼓勵中低層軍官自主處理工作。以軍對下放權規模之大，也曾經帶來過麻煩——幾十年前，曾有一名以軍女兵被挾，以色列高層發現，如此一個普通女兵掌握了軍隊大量機密，而且，這是以軍的普遍做法，每個士兵都大量涉密，這是其他將普通士兵當炮灰或工具的軍事系統無法理解的問題�！秳摌I的國度》一書在談論這方面內容的時候說，以軍并不是放任無指揮、無組織狀態，而是將指揮的權力，交予最擅長的人，而不僅在于軍銜等級。由于以色列國民有相當比例服過兵役，這種做法就逐漸累積為一種國民習慣。這就是為什么以色列一個普通的創業者，敢于在跨國公司和知名風投機構老板面前直言不諱，而英特爾公司的高官會被以色列工程師們步步緊逼，后者堅持要求公司放棄最核心的產品，而從頭開發更有創新價值和盈利可能的新產品。
　　以色列的退伍軍人，經歷過的可不止是演習，而是多次實戰甚至大規模戰爭。戰爭重壓和復雜環境磨礪出這些人在商業環境中的特殊直覺，比起商學院里出來的呆子，前者們更能區分競爭和挑戰，哪一些是真正的“生死攸關”，什么是次要的；如何激勵士氣，如何誘導大家達成共識；如何管理團隊遵守法律和倫理規范。
　　眾所周知，以色列是個由原居住于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移民而成的“新國家”。與美國的移民政策不同，以色列至今實行《回歸法》，繼續對任何猶太人敞開門戶，不作任何文化水平、財產等限制，也沒有任何數額上限。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論從政府的角度，還是從選民的感情角度，都愿意增加移民的國家。很自然，接納許多貧窮、文化或意識傳統迥異的新移民，對于以色列國家、企業、已有公民而言，都將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但這么做的好處在于，不僅保證了國民對以色列國的歸屬感和高度信任，而且還從以往居住在不同大洲、國家的猶太新移民中，汲取到全新的思維和文化活力。一個可信的例子在于，以色列當今在IT領域的創業創新成果，就源于幾十年前該國從前蘇聯“贖”來的猶太移民（一群被前蘇聯當成負擔、累贅的猶太人）。
　　以往我們談論中東地區的經濟，往往更愿意將目光停在迪拜或阿布扎比，津津樂道這兩個地方的宏偉建設計劃、地標建筑和酋長那令人驚駭的財富，以及全球各路明星前往走秀捧場或置業的消息。我國多個城市甚至將迪拜作為迅速崛起發展的榜樣。但不被人們所重視的問題卻在于的，迪拜等地確實在很短的時候內成為了全球重要的商業中心，但那里只是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的演練場，而未產生任何繁榮的創新集群；而且迪拜吸引人們前往的，只是短期逐利的機會，而非長期共同發展的空間。相比之下，中國那成百上千個打著“鼓勵創業發展”、以創新為生命的城市，更應該學習借鑒以色列的經驗，撥除體制、文化和人才體制等方面的積弊，而不是盲目模仿迪拜，以極高的代價賺幾聲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