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法里德·扎卡利亞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巴拉克·奧巴馬一身黑色西裝，頭戴一副黑超特警式的太陽鏡，手里拿著《后美國世界》。此時的他正在機場，行色匆匆，一邊聽取隨行人員的匯報，一邊趕往下一個目的地。
    后來，這張照片被放在了《后美國世界》中文版的封底用來宣傳，上面赫然寫道：“發表競選策略，問鼎白宮，《后美國世界》成為美國總統奧巴馬競選成功的法寶！也是他隨身攜帶的一本書。”當然，你可以完全不理會它的營銷意圖，因為按照常理，奧巴馬讀過的書何止這一本，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幫助奧巴馬最終獲得了“變革”的勝利還有待考究，但它至少可以作為某種隱喻，啟發著我們的思考：當《后美國世界》一再追問“他者崛起的時代，美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眼前這位一直倡導“我們需要改變（Change, We need）”、“我們能夠做到（We Can）”的現任總統，他又將把美國帶向何處呢？
    時逢金融危機蔓延，有關世界格局演變和大國前途的話題總能引起關注，而《后美國世界》更是將議題聚焦為“美國衰落之余他者的崛起”。根據該書作者《新聞周刊》國際版編輯法里德·扎卡利亞的說法，已過去的500多年，世界上已經發生了三次結構性的權力轉移。每次權力轉移都從根本上改變并塑造了世界的面貌。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興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目前我們正在經歷的是第三次的權力轉移，這次轉移不是“美國的衰落，而是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崛起”。扎卡利亞認為，這些國家的興起正在重塑著整個世界，經濟繁榮給了它們政治自信、民族自豪、國力強大，由此必將導致舊的國際關系分崩離析、新的世界秩序重整新生。
    其實扎卡利亞的觀點并不新潮，類似的思潮自20世紀70年代起便露出端倪。從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到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再到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他們都曾在美國霸權性力量趨于傾頹之際發出過警告——如何維持自己的地位不再下墜？如何面對其他國家的崛起？種種變化會給世界帶來何種機遇和挑戰？自己身處的局勢有哪些問題和陷阱？未來的內政措施和外交政策又該是什么……這些命題構成了美國政治家及學者們認識美國及世界關系的基本框架及出發點，包括今天的法里德·扎卡利亞亦是如此。在書中，他盡管不無悲觀地預測作為蘇聯解體后世界唯一超級力量的美國，現在已然不再是全世界的模范榜樣，但他仍然積極地從“他者的崛起”中尋找美國重整旗鼓、再掌話語權的建國良方。
    為此，法里德?扎卡利亞提出了若干原則，如“要有所選擇”、“建立廣泛的規則，摒棄狹隘的利益”、“成為俾斯麥，而不是學英國”、“要照單點菜，而非吃套餐”、“要善于進行非對稱性思維”以及“合法性就是權力”。扎卡利亞始終承襲著“霸權護持”的觀念，他建言的種種方案無不是為了美國在已是大勢所趨的“后美國世界”里爭取更有利的競爭態勢，在扎卡利亞勾勒的世界圖景里他很失望、沮喪地看到美國已唱不動“獨角戲”，而是不得不參與到“小范圍的大合唱”的行列之中，但即便如此，他還是保留了一絲希望和念頭，就像他在書中結尾處所說的那樣，“今天的美國應當成為這樣一個國度：熱烈歡迎來自異國他鄉的每一位青年學子，就像一代人之前對待當年我這個局促不安的18歲青年那樣”。不難發現，在扎卡利亞的認知里，不管“后美國世界”是如何一個走向，美國仍然很強大，區別的只有過去是“獨大”，而今是“一超多強”。
    扎卡利亞不是第一個也并非唯一一個提出“一超多強”的人，例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也持同樣的觀點。這位美國當代的著名學者、“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在一次談及“后美國時代誰來重建世界體系”時指出，“如今我們身處其中的，乃是一個后美國的時代，美國只是眾多實力強大國家中的一員。如今我們真是身處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之中了，其中的大國有八到十個，比如西歐、俄國、中國、日本、印度、伊朗、南非等，它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實力強大；當然，美國也還是處于大國之列。經濟和政治上強勢的國家和地區如此之多，它們彼此相互競爭，同時考慮彼此之間結成不穩定的短暫聯盟的可能”。沃勒斯坦認為，一個國家要在“后美國世界”中生存下來，意味著要在其所在的地區創造出相對強大的政治實體，從而使得該地區在地緣政治意義上獲得統一，只有這樣它才能在世界體系中占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略有不同的是，扎卡利亞認為美國僅僅處理好地區關系是不夠的，它必須還得為世界提供能解決重大問題的規則、制度和服務，同時在國際體系中給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留出更大的空間。不難發現，扎卡利亞有其固有的偏頗和局限，其所謂的“美國的出路”無非還是在極力鼓吹美式自由化經濟、文化、政治理念的威力，甚至還露骨的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西方化”潮流侵蝕各國傳統文化辯護，然而正是這種思維邏輯恰恰反映了美國一貫的“致命的自負”——要知道，導致中國、印度等“他者的崛起”的，卻是美國所極力倡導的自由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積極推動其他國家開放市場，使這些國家洞悉了成功的秘密所在。換言之，美國霸權的掘墓人正是美國自己。盡管扎卡利亞最終有意識到對于美國而言，“他者的崛起”不是最大的麻煩和挑戰，關鍵的問題還是美國在應對這種沖擊的過程中“自廢武功”，關上了自由、開放、包容的大門，自己否定自己曾經推廣的資本主義模式，但矛盾的是，他一方面希望美國繼續觀念領先、不閉關自守，另一方面又擔心“他者的崛起”會撼動美國的地位。
    事實上，從“世界是平的”對于信息技術扯平全球經濟發展障礙的樂觀主義，到國際關系中對于任何舉動合法性要求的越來越高，到作為美國學生的發展中國家們對于美國民主及市場經濟模式的學習所帶給它們的良性影響，一系列因素構成了產生“后美國世界”圖景的基本動力。所有的變化并非美國“一廂情愿”或者單單是“他者的崛起”就行得通的。在很大程度上，歷史的進步性往往就表現在，或許的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永遠維持它的地位永遠不變。縱觀往昔五百年，中國和英國就分別喪失了它們的主宰地域性或者全球性問題的話語權，今天輪到美國又何嘗不可呢？對此，扎卡利亞顯然是多慮了，他的“老調重彈”終究還是保守主義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