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周其仁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究竟做對了什么，得以成就現在的經濟輝煌？這是一個價值千金的問題。多年來中外學者對此一直在孜孜探求答案，各種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其中，周其仁的分析無疑具有獨到的價值。
　　2008年夏，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之邀，周其仁赴芝加哥大學參加“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科斯指定給他的會議論文——中文名稱是“中國做對了什么”——便是用以總結中國改革30年成功最為重要的經驗。
　　周其仁是承擔此任的上佳人選。自上世紀80年代初進入社科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從事農村發展調研起，無論是作為早期的決策參與者和推動者，還是后來的研究者，他始終沒有脫離對中國經濟的細致觀察和分析，并筆耕不輟。對于這個問題，他早已成竹在胸。
　　誠然，如作者所說，一篇論文難以全面回答這個宏大的問題。這篇論文，以及他在此前后所寫的評論文章，集結成《中國做對了什么》一書，其實都在回答這個問題。事實上，作者對于中國經濟運行的調查與認識——其中大部分成果都發表在各大媒體的專欄上，并已集結成冊，都可以構成回答這個問題的要素。從《數網競爭》算起，這已經是第七本書了。“回望改革，面對未來”這八個字，這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當之無愧。
　　數十年如一日地深入實地調查，周其仁對中國的情況已了如指掌，但從了解到理論高度的升華，得益于系統的新制度經濟學訓練。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另一個重量級人物張五常，在其學術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回到香港大學任經濟學院院長。當時同行們紛紛表示不解，只有科斯堅決支持。科斯認為，張五常的制度分析本領，對于研究中國剛剛開始的改革大有用武之地。這同樣適用于周其仁。
　　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尤其是對產權的研究，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中，比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遠為重要。相對而言，市場經濟國家中的產權劃分要清晰得多，保護產權的制度也成熟得多，而中國經濟的改革起點是一個私有產權基本缺失的體制。在這個環境發生的改革，經濟研究者運用制度分析方法自然可以得心應手。
　　周其仁正是用制度分析的方法來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翹楚。他在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原因時，把30年改革的進程凝聚成一點，就是通過各種權利的不斷重新界定，大幅降低原本高得使中國經濟無法運轉的制度成本，從而極大地激發了經濟蘊藏的巨大潛能。其中的關鍵，是允許整個社會自發地嘗試，向各個方向探尋各種成功的可能性；而國家政權的容忍、默許、承認，乃至將其中合理的成果合法化和一般化，則是更為重要的條件。鄧小平無疑居功至偉。
　　精到的理論概括來自對經濟現實的細致觀察和深入思考。經濟分析的核心是研究人們在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行為。在周其仁看來，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就是要真正了解具體、各不相同的“約束條件”，舍此則無法真正理解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而要了解各種約束條件，就非得親力親為進行考察不可。
　　周其仁對中國經濟的解釋力的基礎，正是源自他在理論和真實世界間的無數次來回碰撞。在其多年前出版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一書中，這一點就顯露無遺。在回答“中國做對了什么”的時候，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中國哪里做得不對”，以及可能改進的途徑。
　　正如諾獎得主諾斯所說，經濟增長不是常態，不增長才是常態。那些能保持持續增長的經濟體，其原因是找到合適的制度。中國正是找到了能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制度，才有了30年來的高速增長。但是“無論在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利的約束和規范方面，中國都面臨著大量未完成的議題……”
　　不過，“……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歷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于中國的樂觀斷言。”
　　這兩段話是周其仁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基本判斷，也是他多年來樂此不疲地從事經濟調研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