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漁 著,人民出版社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但近代以來卻遠遠落后于西方，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有識之士開始探尋中國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人將其歸罪于封建專制主義，有人將其擴大為社會制度的腐敗，有人將其歸罪于儒家思想，還有人將其歸咎于缺乏近代科學。這些意見，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國近代落后的原因。但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何在？人們至今仍然爭論不休。
    楚漁先生在其新作《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中尖銳地指出：我們中國人總是習慣性地把我們落后的根源推到體制和文化等客觀因素上，實際上沒有抓住要害；落后的根源應該是我們落后的思維模式。他大膽地提出：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的思維模式！傳統思維模式的最大弱點是模糊、混亂和僵化，正是由于這種混亂而僵化的模糊思維阻礙了中國科學的進步，從根本上導致了中國的落后。
    楚漁先生將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歸咎于落后的思維方式，并詳細分析了這種思維方式的危害，語言是樸實的，但見解卻是深刻的。它涉及到兩個帶有普遍性的重大問題：一是中國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何在？二是中西思維方式的根本差異何在？這兩個問題都是近代以來國人爭論已久的老問題，楚漁先生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思考它們，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其給予國人的沖擊是不言而喻的。
    楚漁先生指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一種感性思維，屬形象思維；西洋人的思維是一種理性思維，屬抽象思維。這是中西思維模式的根本差異。導致兩者差異的原因何在？楚漁先生因為在書中重點討論中國思維方式存在的問題及其危害，故而對導致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的原因并沒有展開論述。在他看來，這部小書不想涉及“什么決定思維模式”這個重大問題，如此重大的話題需要專門著書來討論。筆者讀完該書后覺得，我們可以從中西社會環境、歷史文化的諸多方面尋找答案，但中西語言文字的構造上的差異，對中西思維方式的分途影響甚大，并往往不為人重視，值得人們重視。中國著名哲學家張東蓀在《從中國言語構造上看中國哲學》、《思想言語與文化》等文中，對這個問題上做過比較深入的分析，我想結合其觀點對此略作闡述。
    在正常情況下，一個民族的思想，可以從其抽象名詞中發現其若干的特征，分析語言可以發現其民族思維模式的特征。通過對中西語言構造的比較，我們會發現，中西語言構造上的各自特色及其對中西思維方式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首先，主語(Subject)與謂語(predicate)分別不分明，是中國語言構造上的特點，因為主語不分明，使中國人沒有“主體(Subject)的觀念”；因為主謂不分別，在中國人的思想上便產生不出“主從”的分別。中國漢字是象形文字，中國人注重于現象。因象而取名，象先于物，人事模擬天行，從而導致中國人的思維偏于現象論。象在物先，這與希臘柏拉圖的idea相似，但柏拉圖把idea發展為固定的、抽象的、永恒的“方式”“法則”“原理”“模型”等，而中國的“象”卻只能成為一個“征候”，用以指示變化(即消息盈虛)。其結果便導致中國只產生了一套相涵關系的宇宙觀，而柏拉圖的思想卻產生出一個潛存于現象的世界背后的原理與法則的世界。中國語言無語尾變化這個“特別點”，遂致很難構成邏輯學上“辭句”，影響了中國人邏輯思維的發展。按照亞里斯多德的傳統邏輯學，綴字是必要的。但中國語言構造上有時可以沒有動詞，而所有動詞又沒有可作正式綴詞的，以致正式的邏輯學“辭句”無法顯明成立。這樣，中國不可能產生出亞里斯多德式的邏輯學思維，中國人的思維根本上是“非亞里斯多德式的”。
    邏輯是人類思維的基本路向，要知道中國人思維的特點，必須將中國的名學與西方邏輯學相比較才能看得明白。西方邏輯學是建筑在同一律之上的，西方人的思維便是由這套邏輯學支配的。西方邏輯學上的分類因為基于同一律，所以必須有“對分”----“甲”與“非甲”等等，但中國人的思維則不注重于此點，總是大小對稱，上下對稱，善惡對稱，有無對稱，并且把它們認為是相互倚靠的。這種思維方式注重于那些有無相生、高下相形、前后相隨的方面。這種以“對待”的關系為特征的思維方法，與中國的象形文字有密切關系。象形文字只注重于象，所以，中國人只講象與象之間的互相關系，而不問象背后的本質。因此，便產生相對的觀念；后來順著這個趨勢，在文字上乃有駢文與律詩的創造。由此導致的概念不清晰、思維模糊混亂等現象，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國語言構造上的特點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不注重形式邏輯的訓練更強化了這種模糊混亂的思維，故欲改造中國人思維方式，應當從注重形式邏輯的訓練開始。楚漁先生在書中揭示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根本缺陷及危害，立足點在于改造這種落后的模糊的思維模式。如何改造傳統思維模式？他樂觀地認為思維模式可以通過培訓進行改變，故將中國人思維模式的改變寄望于中國當前的“教育”。中國現代教育體制雖然是全套從西方引進的，但目前存在著嚴重的僵化問題，如此僵化的教育如何能夠承擔起思維革命的重任？故他提出必須首先改變僵化的教育思維和僵化的教育方法。教育體制及教育思維的改造是緩慢的，中國人思維模式的改造也必然是緩慢而艱巨的。由此可見，要想改造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
    愛因斯坦說過，提出問題等于解決了問題的一多半。楚漁先生已經及時提出了改造中國人思維模式的問題，那么下一步就應該是探討如何進行思維革命、改造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問題。思維模式的改造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任重而道遠，我們真誠地期待楚漁先生繼續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有所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常務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