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和合約經濟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張五常先生數十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自己的言路來引導國內學術界甚至政策制定者的思潮。用新制度經濟學和合約經濟學的框架來分析全球歷史上可能最重大的一次制度變革，的確是一件令人激動不已的事情。
    張五常先生的這篇兩萬多字的長文，是我近年來看到的最令人激賞和震撼的作品之一。它用語平實、沒有模型，但是思想方面的原創性以及觀察力的敏銳均是一流的。它展現了一位世界一流經濟學家的風采，也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提供了標桿，令學者們警醒和汗顏。中國經濟學研究與世界一流水平的最大差距，或許并不在工具方面的差別，可能依然在于經濟學方面的思維與直覺方面。
    簡言之，《中國的經濟制度》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在過去30年來為什么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其一，用市場價值來取代等級制度作為限制競爭的合約安排，降低了資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不損害中國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實上清楚厘定了農民的私有產權（長時期的使用權并可以交換），從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發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縣、鎮、村、戶這七個等級之間通過一系列從上至下的承包責任合約而連接起來，但這種連接只有縱向的，沒有橫向的，從而創造了橫向組織之間的競爭，尤其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縣級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的通脹、通縮與外部危機下的重重危險之中走出來的關鍵；其四，通過增值稅的中央與地方劃分，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縣級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權利，又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為了實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縣級政府不但會挑選企業，而且會為企業提供最好的服務。高強度競爭下縣域經濟的活力是中國經濟得以高增長的關鍵；最后，中國經濟能夠渡過很多難關，關鍵在于中國的合約安排具有很強的彈性，不論是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合約，還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約，還是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合約。而《新勞動法》的實施無疑使得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合約突然變得僵化。這可能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
    當然，張五常先生認為人民幣不應該升值的觀點和我個人持有的觀點相左。但是他的看法也不無道理。他并不否認產業結構升級對于中國很重要。但是他認為提高農民的收入要比產業結構升級更為重要。通過維持出口行業的低價格將更多的農民轉移到城市，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來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他反對當前人民幣升值的主要論據，這一看法的確值得我們更深入的思考。

（中國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