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的每一次“出場”總是爭議四起、是非不斷。然而錯不在那些“千夫指”，用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的話來說，“很多人不喜歡張五常的個性，是因為他有個缺點不謙虛”。這話不對，張五常不是不謙虛，而是太驕傲，太狂妄。他的眼里除了科斯、阿爾欽等寥寥幾位大師外，就目中無人、龐若無物了。例如，他說“海歸博士沒有上過經濟學的第一節課”，說國內很多經濟學家不過是“經濟學氣功師”、“西方經濟學低劣搬運工人”，說“因不滿于某些學霸的橫行霸道，他要危言聳聽、以驚麻木”，又說“做學問只是為了過癮，過完癮的素材，便不愿再涉足了”，還說自己“百無禁忌，不滯于物，自我陶醉，于傳統和世俗有所不合”。總之，狂傲不羈、直言無忌是外界對他的口耳相傳，也是他樂得接受的評價。
    盡管如此，你卻不得不佩服張五常，包括他的智力超群、他的精力充沛和他的多才多藝。當年（1966年），張五常拿著11頁的提綱，在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會上匯報他的論文《佃農理論》，立刻驚動了洛杉磯加州大學經濟系的所有教授。這篇論文推翻了200年來西方經濟學家在此問題上的傳統認識，也從此奠定了他在西方經濟學界的地位。又如，他是經濟學領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適的“經濟學傳教士”，他筆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紛呈，從鄧麗君、中國大酒店到鐵飯碗與國企職工，從養鱒魚、除夕夜香港街頭賣金橘到兩岸三地的關系、大陸的體制改革……在幾百萬字散文的密集顯微下，一個百廢待興、銳意改革的國家形象全方位地進入他的視野，而經濟學兩百多年的知識脈絡和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后來，當這些評論文章結集為《賣桔者言》和《中國的前途》等書籍時，它們啟迪了當時知識界乃至決策層的產權觀念，一場觀念革命行將引爆。另外，張五常天馬行空、語出驚人的思維方式與他愛好廣泛、交友甚廣不無關系。他曾興致勃勃地跟容國團對打乒乓，跟徐道光下過象棋，跟舒巷城談詩論詞，也跟歐陽拔英學習書法。特別是張五常喜歡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又常招致非議，被認為是不學無術、不知所謂，對此，他的回答是，“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觀察算不上是科學。”
    雖然張五常有意或無意地給人以自命不凡、洋洋得意的感覺，但不可否認他在契約理論、信息經濟學和產權分析理論上做出的開創性貢獻。重要的是，作為一名華人，他能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思想體系中占得一席之地，畢竟難能可貴。不過話說回來，張五常用的即便是西方經濟學的那套，但最關切的問題卻自始自終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最早發表于1981年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開始，過去近30年來，張五常持續不斷地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給出自己的見地，開出自己的藥方。
    就像他最近的作品，也是被他稱為“學術封筆之作”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在該書中，張五常試圖對他曾說過的那句“200年來最好的中國即是現在”（也有一種說法是，“有沙石，但撥去沙石，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給出正式、系統化的“經濟學解釋”。換句話說，就是要“總結中國改革開放在過去30年來為什么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不同以往的是，這一次張五常決定放棄自己多年來用慣了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的方法路徑。該理論認為：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會帶來租值的消散，從而導致人類的滅絕。約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權利結構，而權利結構則界定了經濟制度的本質。
    在書中，張五常就是根據這個“權利轉換”的角度提出了對中國30年經濟改革的“總結陳詞”。他指出，第一，用市場價值來取代等級制度作為限制競爭的合約安排，降低了資源的租值耗散；第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不損害中國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實上清楚厘定了農民的私有產權（長時期的使用權并可以交換），從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發展；第三，中央政府、省、市、縣、鎮、村、戶這七個等級之間通過一系列從上至下的承包責任合約而連接起來，但這種連接只有縱向的，沒有橫向的，從而創造了橫向組織之間的競爭，尤其是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縣級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的通脹、通縮與外部危機下的重重危險之中走出來的關鍵；第四，通過增值稅的中央與地方劃分，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縣級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權利，又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分成合約。為了實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縣級政府不但會挑選企業，而且會為企業提供最好的服務。高強度競爭下縣域經濟的活力是中國經濟得以高增長的關鍵；最后，中國經濟能夠渡過很多難關，關鍵在于中國的合約安排具有很強的彈性，不論是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合約，還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約，還是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合約。而《新勞動法》的實施無疑使得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合約突然變得僵化。這可能扼殺中國經濟的活力。
    張五常說，他寫《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應付”當年科斯搞的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議，“文章只寫給科斯一個人讀”，另一方面是為了解釋中國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對的是什么，不對的又是什么，經濟上的奇跡是否能延續，以及該如何延續。不難發現，張五常在一如既往地表現了其“張狂”的同時，也體現了一個作為知識分子、經濟學人該有的責任。盡管很多人對張五常是否是個合適的“看診大夫”心存疑慮，認為他只是個身居香港的旁觀者，沒有一手數據和調查，難以對癥下藥，而且年紀大了，有些“老糊涂”了，然而，當張五常能以舉重若輕、微言大義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創新之舉在于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貫徹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合約關系，并認為“中央與地方實質上合約化的財政結構，導致了省際間的經濟競爭，從而極大提高了效率和國家總體經濟績效。這尤為重要，它實際上就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密碼’”時，應該沒有人敢輕易地否定張五常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對事不對人，無論如何，《中國的經濟制度》都是一本不容錯過的好書。它行文平實、但蘊意無限；看似簡單，卻深刻深遠。難怪蒙代爾在看到這本書時給予的評價是，“這是30年來分析中國經濟最具洞察力與魅力的論著。”雖然張五常和蒙代爾有過幾面之緣、也算朋友一場，但這絕非熟人間的相互吹捧——張五常也不吃這套。就像曾經被張五常批評的“不過如此”的楊小凱也說，“我是真的很佩服他……我非常驚訝，在西方制度下，這種特立獨行的中國人，居然有機會脫穎而出，為世界經濟思想史做出突出的貢獻。這種事是再難出現的了”。就這個意義而言，你應該看看張五常，讀讀《中國的經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