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帝國(上、下)》

    (美)查爾斯·埃利斯

    中信出版社　2010年1月

　　在次貸危機中，貝爾斯登倒下、美林倒下、雷曼兄弟倒下，還有摩根斯坦利在苦苦支撐，反倒是高盛，快速增長、逆勢上揚。為什么都是投行，其他做不到，而唯獨高盛做到了，而且還做得如此優異，這是為什么？

　　風險控制是高盛不倒的法門

　　讓時間追溯到2006年年底，也就是危機爆發前的某天，在位于百老匯大街85號高盛總部30樓的辦公室里，高盛首席財務官大衛·維尼亞召集了各部門主管，緊急召開了一個以“抵押風險”為主題的會議。高盛使用的風險管理模式平均每天要收集2.5萬個數據進行風險測試，當次級債風險尚未充分暴露時，風險控制系統已經發出了預警信號。在與其他主管共同仔細查看了整個投資組合后，維尼亞當即決定采取賣空對沖策略以防房地產價格下降。會后，高盛陸續減持抵押貸款相關債券，并同時購買高額的保險，作為抵抗進一步損失的保護性舉措。事實證明，此舉不僅讓高盛避免了受牽連崩盤的災難，而且還讓它在眾人皆輸中“獨善其身”，成為華爾街滿目瘡痍的景象中惟一的亮點。
　　高盛的風險控制系統初建于1995年，這個系統的核心是內部監管委員會。每周三召開電話會議，檢查公司所有大的風險項目，包括市場風險、操作、信用、新的工具與業務及公司聲譽。這個風險管理部門和交易部門是平級的，交易要接受并通過風險管理部門的監控。正如布蘭克費恩所稱，高盛的風險控制系統是個秘密武器——1100人的風控部門，個個是精英，說話有分量，要你減持絕沒商量余地。

　　“合伙制”煉就高盛

　　然而在作者查爾斯·埃利斯看來，高盛在50年間能從一個小而普通的公司成長為龐大和最優秀公司，原因在于它長時間延續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緊密協作的合伙人制度。這就是為什么埃利斯將其高盛史記命名為“合伙制：高盛是怎樣煉成的”，中文譯名則是《高盛帝國》。
　　其實投行沿襲合伙人制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其中相當一部分創始人是1830至1840年代移民到美國的德國猶太人。所羅門兄弟、雷曼兄弟和高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這些投行里，一到兩名最著名的合伙人管理著整個公司，即便在整個金融界中也舉足輕重。這個古老而悠久的制度使得少數卓絕的個人成為一個公司乃至一個時代的代表，反映出金融業務基于人際關系和信用的本質與特征。在埃利斯的筆下，20世紀前半葉的高盛就深深烙有其創始人之一的西德尼·溫伯格的個人印記。
　　埃利斯認為，歸屬感是合伙制最大的優點，員工在經年累月的工作中培養出對公司的強烈忠誠感。而成為合伙人意味著終身雇傭，幾乎沒有人會放棄這一備受尊敬的地位而加入其他公司，合伙人彼此間會參加婚禮和葬禮這樣的家庭活動，并在這個“扁平組織”中分享所有信息。在上世紀60年代連非合伙人的普通職員跳槽也很罕見，挖角幾乎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如今在高盛，員工會把兩年一次的合伙人選拔當作像選總統一樣認真，一選就是7個月。2.4萬名員工都想成為1200名中層中的一員，而1200人又個個想成為300名合伙人之一。而這300人，年薪60萬美元以上，還可以參與公司分紅。這一機制的特點，很好地保證了所有高盛員工一面努力賺錢，一面對共同利益進行高度監督。

　　“合伙人之夢”仍具誘惑

　　盡管高盛曾一度作為華爾街惟一保留合伙人制度的投資銀行，這讓它看上去是那么的與眾不同，但交易規模、投資銀行業務種類及金融工具品種的幾何級數增長，種種變革契機讓高盛不得不在1999年結束其長達130年的合伙人制度，而改組為上市必需的股份有限公司。外界曾一致認為，這是“舊式合伙人制在華爾街的終結”，然而沒有人可以否認，正是合伙人制度這種形式，使得像高盛這樣的投資銀行在100多年中，得以將才能最優秀也是流動性最高的業內精英集結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穩定而有效的管理架構。
　　埃利斯指出：“現在的華爾街公司規模是以前的100倍、在20甚至50個以上的國家運營、一天24小時都在運轉，‘精英’的理念也從‘精英家族’轉變成具有非凡天賦的個人。他們的工作更國際化、交易量也更大，使用的技術手段也更多。但是華爾街的大部分本質還將保持原狀，只是所有的具體細節會不斷地改變、改變、再改變。”事實上，雖然高盛已經結束了合伙制經營，但它卻將合伙文化中敏感的風險防范意識很好地繼承了下來——問責制、風險評估管理等相互監督、相互制衡的決策流程確保了對于潛在風險全面客觀的認識。
　　毫無疑問，讀完《高盛帝國》，或許你就明白高盛帝國是怎樣建設的，以及那句高盛曾經的高級合伙人弗里德曼的話：“沒有人會去清洗一輛租來的車。成為合伙人的夢想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激勵力量，也是吸引最優秀人才的巨大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