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頻繁出臺措施，要求地方增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量，另一方面則是地方政府真正響應這一號召的很少，要不就是保障性住房三年規劃遲遲未能出臺，要不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將規劃好的保障性住房地塊移往城市的邊緣地段。
　　這一切都表明，地方政府在建設保障性住房的過程中，存在著“消極應對”、“積極抵制”的心態。一方面，興建保障性住房不僅無法像商品房那樣有高額賣地款可得，反而要倒貼進不菲的配套資金。另一方面，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公，本來是公平調節劑的保障性住房成為滋生新的不公平的催化劑。經適房如此，廉租房也問題一堆，要么租金不廉，要么是房源不好，設施不齊，地理位置不佳，令人不滿。
　　我們擔心的問題在于：盡管中央部門調控主打“緊縮牌”，但地方政府調控卻依然主打“寬松牌”，地方政府仍然延續購房補貼、延續2009年的購房優惠政策。
　　地方政府這一心態的根源在于：為了穩定地價，穩定樓市，不能給市場造成“地多降價”和“樓多價跌”的心理預期。
　　追根溯源，保障性住房出現的所有問題，就在于執行層面的問題。表面上看，這是因為我們的各級官員沒有認真理解中央的政策含義，沒有能夠真正從靈魂深處尊重、關心、保障社會低收入群體的“生存權”、“居住權”；從核心意義上看，還在于我們缺乏一種能夠將保障房建設從征地、建設、上訪到適合人群的遴選、公示，“在陽光下暴曬”、“在監督中前行”的管理制度。因此，各地屢屢出現的“六連號”情況，極大地損害了“民生工程”的“民心民意”。
　　恰恰是由于缺乏良好的激勵機制、管理機制、責任追究機制，導致一些地方存在著這樣的心態：既然保障性住房無利可圖，又不好監管，加上輿論撻伐和民意征討，管理者索性采取“鴕鳥政策”，延緩進度，甚至終止建設。
　　要從根本上解決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問題，一是要從財政層面解決多年以來地方政府依賴的“賣地財政”，同時還要通過多方面的監控手段，對保障性住房年度、三年度的規劃量、供應量實行深入細致“倒查”，看看保障性住房的供應是否落到實處，還是依然是畫在墻上的“大餅”，遲遲沒有轉化成老百姓碗里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