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和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經濟發展與低碳經濟--中國和世界”國際研討會上，中外專家在對哥本哈根會議和碳減排發表觀點的同時，一致肯定了中國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但處于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專家看法各有不同。
    德國專家斯蒂芬認為，在德國，由于發展低碳經濟而產生的就業機會有100多萬個，到2020年還可以翻番，在此次應對金融危機時都有非常好的抗危機性，還可以每年節省1000億的能源。現在，德國已有很多公司意識到綠色技術的重要性。
    瑞典代表說，瑞典在過去的20年，排放降低，就業卻增加了。在高碳排放時，雖然GDP發展很快，但那時的就業并不高，高能耗部門并不是高就業的部門，我們75%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只解決了25%的勞動力。中國的難題是要解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我們建議，中國可以不追求那么高的GDP目標，減少排放，低排放后就業率會逐漸走高，這在短期內各國會有所不同，但長期的趨勢是一樣的。中國有后發優勢，可以蛙跳式前進，可以比較快地發展成低碳經濟，向勞動密集型轉型，向服務業轉型，從投入推動型轉為技術推動型。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學所所長蔡昉提出，實行低碳經濟，對于處于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可能要付出較大的成本，尤其是在就業方面，從2004年至2007年，由于減排所造成的就業崗位的損失已達37萬，而且主要發生在較貧窮的中西部，影響很大。中國的節能減排能否與就業相容？我們有13億人口、9億勞動力，就業應該是第一位的，如果損害就業，在政治上是得不到認可的。他說，現在幾乎所有說低碳經濟可以帶動就業的都是發達國家，他們在利用綠色技術的同時，起碼可以實現替代，可以實現減排和就業的雙重紅利。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是有條件的，中國目前人均GDP是3000美元，處于低級階段，同時又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目前還沒有這些技術，減排不會自然而然帶來就業崗位。如果要使就業損失最小化，同時又實現減排，進入雙重紅利俱樂部，需要一種機制，同時改變經濟發展模式。
    蔡昉說，我們目前采取的是兩種模式，一種是沖擊式的，一種是緩進式的。而大部分是沖擊式的，就是行政的關停并轉，造成了一定的就業損失，2004年至2007年，在造紙、化工原材料、紡織等行業大約造成17.7萬的崗位損失。另一種方式是淘汰落后產業，主要是在能源等部門，損失19.6萬就業崗位，到2007年總共損失37萬崗位，我們的統計至少有30%沒有被統計到，如果加上這30%，應該是48萬多的崗位損失。雖然這不是個太大的數字，但它主要發生在中西部地區，造成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且沖擊式的減排直接破壞已形成的生產能力，卻并不改變其他企業的行為，因此，應該盡量減少行政行為。他說，過去30年，中國的東部地區完成了初級階段的發展，而中西部地區還沒有完成，這些年，中西部的資本密集程度大大提高。無論二氧化硫還是二氧化碳都處在上升階段，要實現減排，重點應放在中西部，發展方式應從政府主導、投資主導變為市場主導。此外，他還指出，有些所謂的清潔能源其實并不清潔，比如我們的太陽能板，生產它需要很大的能耗，但它出口到西方后，西方國家用上了清潔能源。
    國家發改委資源所所長周大地認為，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挑戰，在應對上要有革命性的變化。他說，哥本哈根會議的問題不在發展中國家，而在發達國家，即使從1990年算起，發達國家，工業化發達國家的排放水平也很高，中國的排放即使現在很高，但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人均上看都很低。而中國已經重視了這個問題并采取了許多措施，中國可以說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我們的能效每年提高4.4%，我們每個五年的目標都得到實現，2006—2009年，我們淘汰了267萬千瓦的落后發電設備，3年內能效提高了9.5%。我們還提倡公交優先，限制汽車消費，到2020年我們計劃新建60兆瓦核電，4000萬人使用沼氣等。但是，發達國家的領導人并沒有重視這個問題，至今沒有為此做過什么事，現在提出了碳稅的問題，碳稅會造成資源的高價格，這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而且僅僅用經濟措施會有很多問題產生，它能限制發達國家的高消費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提出，應將歷史上的排放統計出來，做一個賬戶，量化成數字，進行評估，建立排放權賬戶。將2050年的排放作為總目標，按歷史賬戶分配碳排放指標。也可以在國內各省建立賬戶。這樣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留出發展的空間，同時也會為技術創新和增長創造激勵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