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5點20分，我從家里準時出發到東三環附近領導的住處，先把領導的千金、夫人分別送到位于西城的學校和單位，然后趕回去接領導到東城區上班。”
　　“下午我得卡好時間，把領導的千金和夫人先送接回家，稍晚點去接領導下班。”家住北京宣武區牛街的老張，是中央某機關領導的一名司機，他向記者抱怨道：“這是我每天的常規工作，往往到家已經晚上八九點鐘了，只有周末領導把車開回去自己用，我才落個輕松。”
　　在我國很多地方，像這樣公車私用的現象不在少數，加上其他不合理的開支，比如車輛超編、超標、維護費用昂貴等，使公車成為我國最大的公務消費開支之一，被人們稱之為“車輪腐敗”。
　　記者了解到，“車輪腐敗”早引起廣大民眾的不滿，車改呼聲也越來越強烈，近年來各地也進行過一些車改，但總體效果并不明顯。有關專家認為，目前各地公車改革缺乏系統支撐，國家應盡快確定公車改革的總體方向和原則，走法制化之路，改變公車泛濫無序的狀態。

利益博弈催生“車改風暴”

　　統計數據顯示，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每年耗用約3000億元人民幣。盡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購汽車的數量每年都以超過20%的速度遞增，以至國家財政不堪“車輪”重負。
　　有專家初步估算，每年一輛公務車的運行成本(含司機工資、福利)至少在六萬元以上，有的甚至超過10萬元，再加上車輛的價錢，一輛公車一年的費用大概在20萬元以上。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車輪腐敗”越演越烈，引起老百姓的強烈不滿，為此從中央到地方也下達不少文件和規定，但實際情況并沒有多少好轉。
　　記者發現，目前全國各地公車改革模式基本有三種：一是加強管理模式，各單位繼續保留公車，取消“領導專車”，健全并嚴格執行各種使用、管理公車的規章制度。二是貨幣化模式，改公務派車為交通補貼。三是半貨幣化模式，保留公車，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門統一管理，向各級工作人員發乘車卡，實行公車有償使用，以年度進行結算，超支自負。
　　據了解，在改革中大多數地方選擇了一步到位的“貨幣化”模式。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均不相同，補貼標準也從300元到2000元不等。

“車改”緣何“雷聲大雨點小”

　　記者調查發現，雖然經過多年的車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民眾的質疑與非議，令人喝彩者鮮見。
　　“車改不但沒使群眾的意見減少，許多地方反而更加強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指出，“主要是各地的公車幾乎全部采用‘賣公車、發補貼’的改革方式，即所謂‘貨幣化改革’的形式。這樣的改革，盡管表面上減少了些開支，卻使公車改革陷入誤區。”
　　“貨幣化的好處是把公車的費用轉變為個人收入，激發個體的節約機制，從而在整體上控制公車費用的增長。”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毛壽龍教授這樣分析，“但由于公車消費數額巨大，根據這一數額公車消費轉變為個人補貼，相當于相關人員每個月增加了數百乃至數千的收入。這如果沒有與公務員薪金制度改革相配套，很容易引起進一步的不滿，因而是很難持久的。”
　　“按行政級別一刀切，貨幣化發放補貼，有變相加薪之疑。”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一位博士認為，“若補貼制訂的標準與當地消費水平相差太大，老百姓的輿論壓力會很大，而按職務來分，也會引發公務員不滿，不能充分調動公務員積極性。”
　　在采訪中，很多人認為公車改革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主要原因在于公車觸動的是改革者——一個龐大官僚體系的利益。由于這類“方案”的制訂和實施都掌握在各級官員手中，而這些所謂的“改革”又都是以確保公務員階層的既得利益為出發點的，以至遭到來自于社會的巨大阻力。

“車改”期待體制系統支撐

　　在采訪中，多數專家認為，國家應該確定一個公車改革的方向和原則，即堅持公車辦公務，走法制化之路。從國外看，那些對公車管理制度健全的國家，不但建章立法，將公車制度納入法制化的軌道，而且還引進公開監督機制，同時對違規行為依法懲罰也非常嚴厲。
　　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只要政府有決心，公車改革思路很簡單，基本原則是：公務乘坐出租車。警用巡邏車、工商執法車等因不可替代而最低限度保留的公務用車除外，其它的諸如領導干部配車等全部取消。為此他提出了“公車服務社會化”的改革思路，具體措施有四點：“首先，加快公務用車立法進程，明確最低限度保留公務用車的范圍(包括機關、部門、職級等)、使用規范、公車腐敗的處理措施。其次，在此范圍以外，一切公務均乘坐出租汽車。第三，作為過渡措施，可組建公務服務汽車有限公司，保留范圍以外的公車及司機全部分流至該類企業，并將該類企業逐步過渡到與普通出租汽車公司同等的經營范圍。第四，對保留下來的公務用車嚴格管理，對公車腐敗嚴懲不貸。”
　　“公車社會化運作有很多可行性。”杜立元律師表示，這樣不但不會影響到政府正常職能的發揮，還會促進交通服務業的發展。另外，省去超標準、超編制配備使用小轎車問題的困撓，還可免去修車等技術性麻煩，減輕財政負擔、從根本上解決公車濫用現象，也可避免因“貨幣化”公車改革導致部分司機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