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天前，來自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公國際”)《五十個國家信用等級報告》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關注。這份報告不僅挑戰了美國頂級信用評級的地位，更讓世界聽到了來自中國評級機構的聲音。該報告的主要策劃者和撰寫者，就是大公國際董事長兼總裁關建中和他的科研團隊。
　　關建中的辦公室，樸素、簡單，甚至沒有任何裝飾，只有墻上書法作品中四個遒勁有力的大字——“誠信天下”。在短暫的思考后，關建中緩緩觸碰了自己記憶的開啟鍵，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講述起了他和信用評級不得不說的故事。

　　做別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

　　關建中出生于山西，這里是中國金融業的濫觴之地，是中國資本市場和信用經濟的發端之處。在中國封建社會即將消亡的前夜，平遙城中“日升昌”老板雷履泰嘗試開展金融票據、存貸和匯款業務，可謂“一紙之符信遙傳，萬兩之白銀立集”。從此，450家山西票號從這塊土地出發，開進全國一百多個城市，一直開到了歐洲，勇敢而執著的晉商把他們的名號以及“匯通天下”的理念伴隨著走西口的歌聲傳遞四方。關建中一直認為，山西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不僅給予了他生命的堅強和獨立的個性，而且祖先誠信立業的精神潛移默化地成為了他日后選擇人生道路時的推動力。
　　早在山西財經學院讀書的時候，關建中就是老師、同學眼中的好學生。這種“好”，不僅是學習成績的優異。關建中一直不滿足于課程設置的機械化和當時全國高校普遍存在的知識貧乏，總想突破一些束縛他對知識渴望的限制。在自身專業之余，他認定哲學和《資本論》為自學的主要方向，《資本論》原著及注釋，《政治經濟學詞典》等飽含著經濟學原理的經典論著，他都是靠自學完成的。回憶起讀書生活，關建中覺得雖然艱苦，但心中充溢的是不斷追求新知的滿足感。“記得那個時候學校經常停電，特別是周末，我為了爭取時間，經常點著蠟燭學習，那段時間真的非常苦，但現在回憶起來，感覺這對我日后形成獨特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養成從辯證角度觀察研究問題的習慣來說，意義重大，成為日后支持我對人生和事業道路做出準確判斷的基礎。”他如是說。
　　如同上個世紀大多數大學生的事業道路開端一樣，關建中在畢業后被分到了不錯的單位，后又因工作能力突出，幾年后他被調往北京進入國家部委，在航空工業部財務司工作，還成為了當時部里最年輕的處長。在旁人看來令人羨慕的事業和前途，關建中卻始終感覺不安。在他的觀念中，人總要在不斷超越自我中實現人生的意義，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是“想超越當時的一些環境限制，做一些別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他在躍躍欲試的心情中等待著屬于他的機會。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華大地上涌動著經商熱潮和人們對資本的好奇。關建中也在滾滾經濟大潮中出“海”了，雖然他沒有完全脫離國家體制和公務員身份，但他的勇敢和果斷至今都讓人感覺當時那決定極具魄力——他牽頭組建了中航技投資公司，成為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最早經商隊伍中的一員。

　　人生總是面臨著選擇

　　離開機關投入商海，走出國門又回到中國，離開國有投資公司來到大公國際……這一路走來，關建中的人生總是在得失之間面臨著選擇。他從來不為自己失去的而后悔，因為，一個總是向后看的人才會在意自己已經擁有的，而一個向前看、永不滿足的人，更期待著創造的未知和未來。
　　1993年，關建中在掃雷部隊的引導下踏上剛剛結束長期戰爭的柬埔寨。在柬埔寨，關建中在和該國總理、中國大使、華僑領袖交流后，有了在柬埔寨辦一所國家銀行的想法，他向集團公司申請，但沒有獲得批準。這一次的試探和受挫，使他深刻認識到了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重要性。
　　不久，關建中迎來了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為了學習金融資本運作方式，他向集團公司提出申請，帶上他的團隊來到了華爾街。
　　華爾街是全球金融中心，當時，中國人出現在華爾街是一件很讓外國人好奇的事。關建中和他的團隊在這受到了十大投資銀行高層高規格的接待。說起在美國做投資公司的經歷，關建中面容中至今還透著當年那股興奮勁兒，是啊，那時，年輕、激情的他正鉚著勁兒大干一場，而這塊充滿機遇和競爭的土地完全激發起了他創造未來的熱情。“那時我站在在世貿1號大廈的最高層俯視華爾街，馬路上的汽車只有甲殼蟲那么大，穿梭往來，那一刻，我油然而生一種征服紐約的沖動。”這么多年以來，他說自己始終記得當時心中涌動的那份激情。恍然間，在這個成熟穩重的中年男人身上，記者竟看到了20歲青年眼神里才有的那種鋒芒。
　　關建中在華爾街學到了一整套資本運作以及西方金融業的思維方式，但當他準備放手大干的時候，發現困難遠比他想象得復雜。關建中面臨的前幾個商機就是在各種復雜因素作用下失敗。當時中國在境外融資很困難，恰巧國際新的衛星資源短缺，中國衛星公司又希望在美國完成一個衛星的商業項目。關建中找到了在佛羅里達的一家衛星公司，促使中美雙方出資共建，然而好事多磨而半途夭折。隨后，關建中開始為整合國內造紙行業尋求合作單位，也仍然沒有得到集團公司的響應和認可。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中，高端項目的上馬及融資合作是非常大膽的動作，也是風險性很高的行為，最終因為當時有關領導的各種顧慮，使原本很好的機會只能被遺憾地放棄了。
　　1997年，關建中回到中國，在華爾街所積累的經驗以及當年中國的商業環境，讓他感到自己在祖國的土地上還是大有可為的。但是回首以體制內的身份在商海沉浮中所遇到的困境和挫折，關建中發現這樣繼續下去，并不是他所夢想的實現一番事業的人生，并不能真正地“做別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于是，經過一番審時度勢的他邁出了那時人們認為近乎于“瘋狂”的一步：離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體制，棄政從商，完全徹底地下海了。

　　背水一戰　賣房做公司

　　關建中徹底下海，背水一戰，一腳踏入的就是大公國際。
　　對于評級行業，他并不陌生。早在1989年大公國際籌備之時，關建中就已經是籌備組的一員；1993年，關建中積極促成了大公國際的創始人到美國與穆迪和標準普爾的高層接觸。
　　創業選擇信用評級行業，關建中可不是“拍拍腦袋”的決定，而是“早有預謀”。早在華爾街，他就看到了信用評級對整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和資本市場安全運行的重要意義，回到中國，他深深感受到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宏大前景以及整個市場環境留給信用評級機構的巨大發展空間，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機會已經來臨。
　　但是，直到1997年關建中回國加入大公國際時，這家公司仍處于起步的艱難階段，當公司最需要資本的時候，他毅然把在北京的房子賣了為公司通融資金。聽到這里，連記者都倒吸一口涼氣，為他捏了一把汗，他卻平常地笑了笑。
　　關建中掌舵大公國際，是離開了舒適的央企而為自己“找罪受”。在慶祝大公國際成立1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他頗為辛酸地寫道：“十年來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黎明什么時候到來？”在大公國際，關建中始終在思考公司的發展方向和評級機構在中國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定位。在美國三大評級公司對全球評級行業進行壟斷的形勢下，關建中考慮必須引進國外經驗為自己注入發展的血液，于是就有了1999年7月30日，大公國際在人民大會堂與全球頂級資信評估公司穆迪簽署的三年合作協議，協議一經簽定，大公國際為全世界所知，穆迪評級行業的技術資料、信息和人員培訓。大公國際抓住了合作機遇，迅速成長，2000年大公國際在長城飯店發布了中國第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與國際接軌并適合中國國情的《大公信用評級方法》。關建中決定把這項斥資百萬元的研究成果無償地向社會公布，在當時這是一項非常驚人的舉措，“其重要意義在于傳播信用思想文化，推動評級市場建設和技術進步。關建中淡淡地解釋。
　　對于關建中和大公國際來說，與穆迪合作是他們命運的第一次轉折。而大公國際命運的第二次轉折則是另一個完全相反的決定——拒絕穆迪的合資要求，牢牢把握中方的控股權。盡管在大公國際最需要資金的時候。
　　那時，中國評級業的發展經歷了最初的萌芽到走上快速擴張的軌道，又經歷了整合收縮，逐漸形成了五大評級機構鼎立的態勢，而當進入2006年，與外資合資合作成為時尚，美國評級公司乘機進入中國市場時，評級合資亦變成了大勢所趨，孰不知，評級合資埋下了重大的風險隱患。此前，外資掌控的新華財經有限公司已掌握了上海遠東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的62%的股份;與大公國際合資失敗后，穆迪轉而走向了與惠譽分手不久的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2006年4月，穆迪收購中誠信國際49%的股份；2008年5月，惠譽宣布完成聯合資信49%的股權收購；2008年8月，標普與新世紀簽署技術服務協議，但雙方都毫不隱晦表達了合資的愿望。至此，中國五大評級機構被美資控制其四，相當于我國2/3的信用評級市場。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建中一方面努力于擴大國內企業對信用評級的需求、培育國內市場，另一方面還要同時面對國際和國內同行競爭的壓力。“出賣評級機構的特許經營權是一個便捷的賺錢手段，而如果大公國際被外資吞并掉，那么，當初他關于中國評級機構的構想也就風吹云散了……”這樣的卻想法始終縈繞在他心頭揮之不去，大公的發展思路卻逐漸清晰起來……

　　堅持獨立的大公國際之路

　　這個階段對于關建中和大公國際來說，都是痛苦而艱難的。2006年5月，恰好有一份雜志約稿，這給了關建中一個機會去揭示和思考評級的本質和大公國際將來發展路徑的契機。幾天后，融進他深層次思索的《對中國信用評級業的再認識》一揮而就并在金融媒體發表，這是關建中多年評級業摸爬滾打經驗的總結，也是他面對國內國際挑戰剖析評級市場得出的判定。他終于確定了人生的坐標——將熾熱愛國激情和理性的歷史責任鑄為一體——矢志不渝地堅持走民族品牌國際化的發展之路，而且，這一次他更加堅信，強大的民族評級是中國崛起的標志，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找到了大公國際歷史方位和未來發展方向的關建中又一次充滿了當年在華爾街的沸騰之感，雖然這條道路會走得異常艱難，但是他切實體會到了壓在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責任。“當時自學哲學和《資本論》的時候，我就牢牢地記住了看問題時要辯證，要看本質；今天，我深深認識到了評級話語權的本質是中國強大力量的體現，我會堅定地朝著這個方向走下去。”
　　在訪談過程中，關建中不時地拿起茶杯喝沖泡的山西苦蕎茶，話題再一次觸及了晉商和晉商文化。“說到底，晉商文化是一個信用文化——比如銀票就是一種信用的創造。那時候我的祖先通過對銀票的匯兌來實現他們‘匯通天下’的理想。如今，在信用高度全球化背景下，整個金融運作對信用評級依賴很強，如果大公國際的評級信息在社會上廣泛得到應用，我也就是實現了祖先追求‘匯通天下’的目標。”他滿懷深情地說。
　　當大公國際對外發布《五十個國家信用等級報告》時，外媒評價：“終于聽到了來自東方的聲音。”而此時的關建中的目標比這還要遠大，還要廣闊……
　　他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國際債權債務關系開始發生變化，新世紀以來這一格局迅速逆轉，債權國演變成債務國，債務國隨著新興經濟體發展變成債權國。然而，這樣的逆轉格局卻沒有伴生評級話語權相應的變化，債務國還在主導評級話語權。“由債務人評價債權人的風險，這是非常不恰當的，此次金融危機已經讓我們看到了種種弊端。比如，全球最大的債務經濟體都獲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級，歐洲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信用等級也都非常高……”
　　關建中認為，這說明當債務國掌控評級話語權時，整個債權債務的關系不能得到穩定，世界經濟就不能良性發展。如今，到了整個國際評級體系格局的改變之時，中國評級機構的崛起將能夠有力地保障中國債權國的利益，是一個歷史必然。大公國際則是帶著這一歷史使命登上了國際評級舞臺。“我們怎么規劃未來很重要，僅僅發布50個國家的評級報告是不夠的。”在關建中的規劃版圖中，大公國際已經準備好擴張到海外，已經著手向全世界提供公正、客觀的信用評級信息，滿足世界經濟發展對信用評級的需要。
　　在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的大路上，關建中和他的團隊將以創新、創業、創世界一流的激情與果敢，肩負著光榮的使命和責任，以放眼全球的寬闊視野，邁開雙腳、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闖下去。

    一個完美主義者的堅持

    在大公，每位員工都曾切身地體會到關建中總裁的完成工作標準——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