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1996年拍攝的照片顯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保羅·薩繆爾森(左)與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一起。 新華社/法新

    他是美國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評價他時說“在提升經濟學家理論的科學分析水平上，他的貢獻要超過當代其他任何一位經濟學家，他事實上以簡單語言重寫了經濟學理論的相當部分”，他就是保羅·薩繆爾森。
　　13日，這位美國經濟學泰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馬薩諸塞州的家中辭世，享年94歲。他的理論和著作影響了幾代人，不少人在惋惜之余稱他為時代的偉人、最后一個經濟學通才。

　　改變了他所接觸的一切

　　薩繆爾森在經濟學領域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他被人們稱為經濟學界的“最后一個通才”。美聯社在總結薩繆爾森一生主要成就時說：他將數學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幫助在經濟困境中上臺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方案”，并且寫出了一部被數百萬大學生奉為經典的教科書。
　　在1932年薩繆爾森剛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數字當時并沒有加入到經濟學科當中。
　　1936年，出任英國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其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經濟學從此重新煥發了生機。在這部作品的影響下，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薩繆爾森的哈佛導師阿爾文·漢森就是其中之一。
　　在導師的指引下，薩繆爾森縱觀了凱恩斯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感到確有可研究之處，于是師生協作，不斷宣傳凱恩斯主義，并對它做了進一步補充。漢森和薩繆爾森后來都成了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薩繆爾森對研究凱恩斯主義所做的貢獻遠比其導師大得多。薩繆爾森在哈佛的博士學位論文《經濟理論操作的重要性》獲得了哈佛大學威爾斯獎，而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經濟分析基礎》為薩繆爾森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1958年，他與索洛和多夫曼合著了《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一書，為經濟學界新誕生的經濟計量學做出了貢獻。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總統時悲觀地宣布：“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經歷7個月的衰退、3年半的蕭條、7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9年的農業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就在此時，薩繆爾森幫了肯尼迪大忙，他為肯尼迪出謀劃策。肯尼迪最終采納了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政策，減稅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并增加了經濟生產和就業。實際上當肯尼迪提出的減稅最終在1964年實施時，它促成了一個經濟高增長的時期。薩繆爾森不僅成為了白宮中不可缺少的高參，同時也使得肯尼迪成為了美國第一位旗幟鮮明地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總統。
　　《經濟學》是薩繆爾森發表的最有影響的巨著，這本書1948年一出版即告脫銷，不久后被翻譯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流傳。財經作家吳曉波曾說：“我當年在復旦圖書館讀經濟類的書，第一本就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第一版《經濟學》中文版剛問世時，青年學生差不多人手一冊”。至今，很多人進入大學一開始學習經濟學時最先接觸的仍舊是薩謬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而當進入高層次經濟理論研究時，薩謬爾森的《經濟分析的基礎》就會成為經濟理論研究的指導。在幾乎所有的經濟學領域，比如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數量經濟學，人們總是能感受到一個無所不通的薩謬爾森，并從他的著作中獲得啟示和教益。
　　保羅·薩繆爾森“改變了他所接觸的一切”，這是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對薩繆爾森的最后評語。

　　經濟學恰好適合他

　　“從一種角度上來看，我研究經濟學，完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機緣巧合。”這是薩繆爾森對自己的調侃。
　　1932年1月2日，早晨8點，高中畢業后的薩繆爾森第一次走進了芝加哥大學的講堂。從那時起，按照薩繆爾森自己的說法就是“我又‘再生’了一次。”
　　改變薩繆爾森一生的講座的主題就是“馬爾薩斯的理論”。薩繆爾森曾在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感言時表示“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將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后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么神秘的復雜性”。
　　芝加哥大學那個時候是舊式的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然而年輕的薩繆爾森當時并無此學派概念，他選擇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芝加哥大學離高中和家鄉很近。在評價這種“無心插柳柳成蔭”時，薩繆爾森說“終我一生，我都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
　　1935到1940年，薩繆爾森求學于哈佛，1941年他獲得了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在哈佛就讀期間，他先后師從約瑟夫·熊彼特、華西里·列昂惕夫、哥特弗里德·哈伯勒和有“美國的凱恩斯”之稱的阿爾文·漢森研究經濟學。
　　這時，機緣垂青了薩繆爾森。在哈佛讀書的他趕上了經濟學文藝復興的浪潮。他與當時的一批哈佛研究生共同推動了這一潮流，并造就了哈佛。這些人后來都成了世界經濟學耀眼的明星。
　　不過，好運氣僅僅是一方面，一個“有益的現實”是更為重要的，這就是理性的薩繆爾森所說的“經濟學正好適合我”。當時的現實是，經濟學科在理論和統計上都進入了一個數學化的階段，這對于薩繆爾森來說是十分有利的，因為這正是他的專長。薩繆爾森曾說：“假如說經濟學對我是最理想的一個學科的話，也可以說，我也是經濟學最理想的研究者。永遠不要低估，在你的職業生涯早期就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能夠讓可能的后進生變成開心的戰士”。

　　并非了無遺憾

　　作為個人，薩繆爾森著作等身，兒孫滿堂，桃李天下，壽終正寢，他的人生謝幕，稱得上一位經濟學人近一個世紀華章的完美結局。在薩繆爾森看來，世人認為艱苦枯燥的經濟分析“是游戲而非工作”“在學術與科學的領域中，我所看重的報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進行奇妙的探索”“無論何時，我都力求讓自己快樂”，這種快樂來源于他年輕時代就抱定的信念——學者是為自尊而奮斗，它源于人類探求客觀真理的永恒動力。撰寫教科書是項困難的工作，但“與整個時代成千上萬的心靈接觸，是學者一生難逢的際遇。”
　　薩繆爾森在《我的人生哲學：政策信條和工作方式》一文中曾寫道，“盡管對現實世界的實證分析指引并限制著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的每一個行動，我從未真正忘記對結果的道德準則的關注。我的準則很簡單，就是支持處于劣勢的人們，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憎惡不平等”。有人評價他的“憎惡不平等”是一種幼稚不堪的憤青思想，而他的“憎惡”恰恰表明在他的人生哲學中。
　　晚年的薩繆爾森質疑全球化并非使人人都受益，“我們能做的是，幫助忍受全球化后果之苦的人。我們可以用稅收制度的力量，把像我這樣的富人的錢再分配給不富裕的人。這幾乎不會阻止我們的經濟增長”。
　　但這位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也并非了無遺憾。過去的兩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宏觀經濟學這一學科受到巨大挑戰。繁多的議題與疑問縈繞在薩繆爾森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目前，經濟學家尚未對什么才是解決危機的最佳途徑找出答案。信奉市場均衡理論與相信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仍在激烈交鋒。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是薩繆爾森經濟學理論的重要靈感源泉。經過幾十年的“大穩健”，最近的“大衰退”對經濟學理論再次形成巨震。在求解未來危機防范的高難方程當中，世界期待著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