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給今年中國經濟工作定下了“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依筆者的理解，這“穩”字中，主要是穩住經濟增長速度，而“進”字則是強調大力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而在促進轉方式，調結構過程中，財政政策是更為有力的宏觀政策工具。
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活動，事無巨細幾乎都由政府的計劃部門安排。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政府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與管理更多地體現為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從西方國家的實踐看，宏觀調節的主要是針對增長速度、總物價水平、總就業水平等反映總量經濟運行情況的指標進行的。起初，西方國家主要是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采用財政政策工具，通過增減稅收，擴大或收縮財政開支以影響總量經濟活動的規模。上世紀7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宏觀調節的主要政策目標是刺激增長，防止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財政政策工具發揮了比較好的效果。70年代以后，反通脹成為更重要的政策目標，西方國家則越來越多地采用貨幣政策手段，即增減貨幣供應量和調整利率，調控總量經濟運行情況。通常，貨幣工具比財政工具更方便，不需經過繁雜立法程序。因此，在市場體制和經濟結構已經比較成熟，特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制解體，美元的發行不受約束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工具逐步取代財政政策工具成為西方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在美國，掌握貨幣政策的美聯儲主席曾被認為是總統之下對總量經濟運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至于，總量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西方國家由于并無先例可循，很難預設一種理想模式，通過政府宏觀調控去實現，所以更多的是在利潤平均化規律下，靠市場力量慢慢形成了如今的整體經濟結構的。
中國情況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還未完成，經濟結構不成熟；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運行的時間不長，大量的經濟資源還是由政府支配和分配；特別是金融體制不成熟，資金供應的數量和價格很大程度上不能按市場機制運行。因此，中國不能照搬西方自由主義學派的經濟教科書，在調控經濟總量的同時，更要在調整結構方面下大功夫；在注意利用貨幣政策工具的同時，更要倚重財政政策。
幾年前，為應對突然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動用了強力的財政和貨幣手段保增長。經濟增長勢頭穩住后，貨幣政策驟然轉向，防控由食品價格猛漲而形成的通貨膨脹。現在，通脹水平已趨穩。這在多大程度是貨幣政策手段的作用，多大程度上是市場供求規律發揮的作用，難下定論，可大起大落的貨幣政策給整體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卻不容否認。
具體分析2012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主要目標，筆者認為，穩增長、控物價與貨幣政策的關系比較密切。但是，穩與控并不是要猛促或狠壓，而是大體維持目前水平，不出大波動。這就需要貨幣政策相對穩定，能給經濟活動的決策者一個比較明確的預期，放手經營實業。調結構、惠民生則主要靠財政政策發力。調整經濟結構的實質是調整不同產業，社會不同利益群體間的利益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體執行貨幣政策的商業銀行往往也是利益方，很難指望銀行以犧牲自己利益去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惠民生，最大的實惠就是增加普通百姓的收入。銀行不是慈善機構，不論怎樣的貨幣政策都不能讓銀行給老百姓撒錢，只有利用財政手段，向需要救助的群體發放補貼或減少稅負的。例如，盡管中央早已提出結構性減稅，然而一系列增稅政策卻在今年悄然推出。因此，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財政部門還要切實研究，盡快出臺結構性減稅的具體措施，切實減輕個人和微小企業的稅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