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從中央高層傳出的要求，還是學界和媒體輿論的呼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都應該是今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工作的重大任務，也有人將其稱為“主線”。不論是主管經濟工作的各地政府部門，還是企業決策者，識時務者為俊杰，只有積極參與其中，才能掌握主動，否則要被時代淘汰。
在黨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全面系統詮釋轉方式、調結構的定義，應該是近幾年的事。但是，不論是中央高層，還是經濟理論界提出這一思路，乃至制定了一些相關政策措施，卻是由來已久了。例如，黨的十三大提出，經濟發展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含量，促進整個經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2003年，中央領導人正式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可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在轉方式、調結構方面還沒有出現令人滿意的進展。筆者認為，這主要是老方式、舊結構得以產生，賴以存在的客觀環境沒有出現根本性改變。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曾譏諷，亞洲的經濟(實際上也包括中國)奇跡是靠流汗得來的，而不是靠靈感。此話不無道理，但不全面。過往30年間，中國經濟，特別是工業實現了爆發式增長的動力，很大程度上是廉價的經濟資源投入：低工資的農民加入了工業勞動大軍；在只付出很低，甚至零成本情況下，工業建設用地的開辟；在有水快流的指導思想下，加速開采國內礦產，同時大量進口當時還算便宜的石油、鐵礦石。抓住西方國家產業轉移的時機，將引進的先進制造、管理以及營銷技術與廉價經濟資源相結合，令中國生產能力獲得奇跡般的提高。
在現代商品生產條件下，增加產量還不是多大的難題，更大的難題是生產出的那么多產品如何完成馬克思所說的“從商品到貨幣是一次驚險的跳躍。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在金本位結束，西方國家產業轉移的情況下，中國所生產出來的大量產品越來越多地在海外市場順利實現，出口增長速度長期高于經濟增長速度。
在市場經濟中，很難要求理性經濟人根據整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決定自己的行動。他們總是根據自己的現實利益做出抉擇。有廉價資源，有銷路，當然要選擇盡量擴大生產規模的方式。如今，支撐中國經濟以往那種靠高投入，外延式快速增長的廉價資源時代一去不返了。從統計數字看，中國還有幾億農業勞動人口，但考慮到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實行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后所形成的勞動人口的年齡結構，大規模的廉價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現象或將結束，即“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為維持龐大生產規模所需的石油、鐵礦石等礦產資源的對外依賴程度已過半數，在中國不能取得國際大宗商品定價話語權的情況，再也不能得到廉價礦產的供應了；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劃定后，廉價，甚至無償占耕地蓋工廠的便宜事恐怕不會有了。從市場環境看，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西方經濟將進入一個較長的調整期，海外需求即使不全面退縮，也難有快速增長了。形勢比人強，在這種新的客觀環境下，可以預期，各地、各經濟實體為自身利益計，該開始認真地考慮如何轉方式、調結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