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愈演愈烈，迫使歐洲向世界求援。但在不少新興經濟體，人們對救歐洲持反感態度。道理很簡單：新興經濟體雖有大筆外匯儲備，但類同于剛吃上稀飯饅頭的窮人；而歐洲國家雖債臺高筑，則好似仍不想放棄山珍海味的富人。“窮人救富人”，確實是悖論；但若窮人善于理財投資，則要另當別論。
可以說，金融危機最恐慌時刻，通常也是投資的最佳時機。因為在市場恐慌時，原先價格高昂的投資對象價值會出現低估；而流動性緊缺的現實，更迫使被投資一方難以保持原先的矜持態度。這在最近幾年的投資案例中舉不勝舉。2008年金融海嘯前，微軟擬以446億美元并購雅虎但遭到拒絕，而現在正準備出售的雅虎股值已跌落至不到此價的一半；而最近高盛等金融股股價暴跌，但其約100美元的股價，仍是巴菲特此前投資時的兩倍。
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來說，其實需要的，正是在當前紛亂復雜環境下冷靜的投資眼光，既不為外界的施壓拉攏所惑，也不為內部的眾說紛紜所迷。畢竟，就中國來說，龐大的外匯儲備原則上必須用于海外。投資美債，收益太低、也存風險；購買原材料，則可能助推價格上揚。如果歐洲有很好的投資機會，為什么要自我設限？將簡單投資問題政治化，并上綱上線，更不可取。當然，前提是這些投資必須講求效益，獲得切實的回報。
對歐洲來說，中國任何投資，即使是不買歐洲國債而買歐洲資產，也是在幫助歐洲，因為后者也有助于歐洲緩解流動性緊張狀況，相關歐洲國家也可騰出手來，將其資金轉用于直接救援陷入債務危機的“笨豬國家”。
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來說，投資不是慈善，理應追求最佳的收益。且不談政治和社會效益，單從商業效益看，如同巴菲特在金融危機期間以較低價格入股高盛和美國銀行，并獲得較優厚的認股權益的“巴菲特折價”一樣；雪中送炭的新興國家的資金，理應享受類似的“危機折價”待遇。
1982年墨西哥爆發債務危機后，美國曾牽頭組織了40億美元救援資金。但這40億美元不是沒有原則的投資，其中包括了美國購買墨西哥石油(作為美國戰略儲備石油)的預付款10億美元、中央銀行貸款15億美元、用于進口農產品的貸款10億美元。
當然，任何投資都有風險，投資者須盡可能規避可能的損失。對于歐債危機，巴菲特上月曾表示，他早已清倉歐洲國家主權債券，目前僅通過持有德國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的股份，保留著一些德國債券。巴菲特尚且設置“多重保險”，并力避到處推銷的“笨豬國債”；為窮人保管財富的新興國家投資方，難道不應尋求更安全的投資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