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能假設。但假如確實存在時光隧道，或許世界經濟就不會那么糟糕。對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日前撰文反思說，美國政府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而錯誤不在于沒有出手救助雷曼兄弟，而在于貿然救助了貝爾斯登。
在雷曼倒閉前的2008年春，作為華爾街第五大投行的貝爾斯登首先面臨生存危機。在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極力撮合下，貝爾斯登以每股2美元(后因價格太低改為每股10美元)的“跳樓價”將自己賣給了摩根大通銀行。美聯儲則為這起“槍口下的婚姻”，提供了約300億美元的擔保。
但在格林斯潘看來，如果美國政府當時能采取斷然措施，遵循市場規律拒絕對貝爾斯登救助，那雷曼一定會放棄對政府不切實際的期望，籌措足以渡過危機的資金。那就不會有2008年秋天政府拒絕救助后，雷曼破產而引發的金融海嘯了。
這里面隱含的意思就是，政府出手救助，往往帶來“道德風險”，而“道德風險”之后，必然是市場的報復。
“道德風險”和市場報復，最明顯的例子，就表現在美國人深惡痛絕的“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上。這個金融危機中的頭號熱詞，指的是AIG之類的華爾街巨擘，體寬量大且對市場絕頂重要，即使面臨危機，政府最后也總能出手相救。但沒有了血的教訓，必然使得這些企業對政府產生幻想，危機過后重新開始新冒險活動。
對這一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深表認同。在他看來，2008年秋政府批準高盛等大型投行轉身為“商業銀行”，“這種現象令人擔憂——它們看到政府給出的禮物，并且顯然認為自己的冒險行為不會受到太多限制……他們可以繼續像以前一樣從事高風險活動”。
除了助長個體企業的冒險行為外，政府的太多干預，往往打破整個市場的平衡，加劇投機和風險。
格林斯潘就坦陳，在他擔任美聯儲主席的近20年中，“我所參與的幾乎所有行動都產生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如，為應對上世紀90年代的債權危機，美聯儲曾大幅減息，但此舉隨后催生了股市的泡沫；為應對本世紀初的經濟衰退，美聯儲曾長期維持超低利率，該政策更被普遍認為是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元兇。再比如，對于擬議中的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美聯儲不管是購入債權、注入資金抑或其它金融創新，都可能加劇市場動蕩，促使部分保守投資者離開市場，增加經濟復蘇的難度。
此外，我們也看到，歐美目前的債務危機，與金融危機期間大幅度地刺激經濟政策有著必然的聯系——為刺激經濟，不少政府大舉借債，增加開支，但倉促間的許多政府主導項目，有時并不能形成生產力，從而成為吞噬金錢的無底洞，來自市場的反作用力，則是債務危機的迅速來臨。
政府手段和市場手段，兩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尖銳矛盾，如果運用得當，確實有助于“糾偏”，促使經濟以較小的代價平穩發展。在金融危機期間，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往往格外受到追捧，但許多人忽視了大刀闊斧干預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從而在看似解決一個危機的同時，又引發了更大的危機。
打個不是特別恰當的比喻，市場經濟，其實就類同于我們所處的大自然。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表明，人類確實可以改造自然，但不遵循自然規律也會帶來巨大的代價。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就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將其中的“自然”改成“市場經濟”，立論可能同樣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