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涉及碳排放的企業，對哥本哈根會議有一種莫名的憂慮。因為沿著“巴厘島路線圖”走到哥本哈根之后，企業的“大限”似乎就要到來。
　　何為“大限”？發展中國家開始承擔碳減排義務了，企業的排放阻力將大到極限。盡管會議結果尚存變數，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大限”一旦到來，企業能走的路只有兩條，要么采取措施切實減少排放，要么眼睛向外尋覓排放配額。前者需要技術與合作，后者需要更多的錢。
　　不管走哪條路，企業當然都要講責任。所謂責任，就是要對消費者負責，對自己負責，也對社會和歷史負責。一個沒有責任意識的企業，既無法混跡于日益挑剔的現實市場，也不能以自己的形象贏得國民和社會的尊重。企業創辦和發展的條件固然很多，但責任應該始終是最重要的一條。
　　當然，在經濟與社會的轉型之際，一味強調企業的責任難免徒勞，所以還要講法律的約束。現階段，我們在環境保護以及相關的企業行為和政府責任上，已逐步建立起一個相對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和一支權力逐漸歸位的執法隊伍。企業在高壓之中逐漸走上正軌，這是現狀，也是將來的發展方向。
　　目前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法律標準如何與時俱進，既能跟上先進國家的步伐，又能體現本國國情和社會承受力；另一個是執法力度如何做到整齊劃一，既不讓法律武器成為擺設，也不讓環境保護留下死角。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尚任重道遠。
　　強調法律責任，只是解決了企業行為的外部約束問題，還不能解決企業在碳減排上的內在動力問題。企業在碳減排上的內在動力，應當來自碳排放信用的買賣上。
　　發達國家通過輸出資金與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獲得碳排放配額，應該成為我們企業碳減排內在動力的源泉。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場規模每年可達150億美元，我國提供的碳減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場的1/3，碳排放信用交易量到2012年將占到全球的41%，這些對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塊碩大的蛋糕。現在的難題是，到2012年《京都議定書》期滿后，發展中國家有可能會開始明確減排指標，我國企業說不定就需要向國外購買配額了。所以今后三年是中國企業角色轉換的適應期，也是不可忽視的戰略機遇期。
　　目前對我國企業來說，碳交易存在兩大威脅：一是企業議價能力弱，全球二氧化碳配額成交價格平均每噸只有二三十美元；二是今后幾年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到碳交易行列當中，減排企業的實際收益和獲利動力還會大大降低。這兩種威脅對企業來說，又是一對很難調和的矛盾——如果加速減排以求效益，但價格太低買賣不劃算；如果等待時機視價而沽，又恐市場急劇膨脹行情看跌。
　　解決矛盾的鑰匙，可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碳交易市場中，誰減排成本更低，審批效率更高，市場環境更理性，贏利模式更高效，準入與退出更迅捷，誰就會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些條件的創立，應該都離不開政府的指導、協調與服務。目前歐盟正在醞釀碳信用拍賣機制，我們也可以盡快協助促成并運用到實際當中，甚至還可以在國內先行試驗，讓減排企業增強獲利的沖動，為企業提供一個完全可以把握的未來。